为什么新加坡家庭觉得补习是无法逃避的？一位补习机构创始人对此进行了深度剖析。
2023年，新加坡家庭在私人补习上的支出达到了18亿新元，而这个数字在2013年是11亿，2018年是14亿。
这些数据经常被用来证明新加坡已经过度依赖补习。
但在与家长、学生和导师打交道十多年后，我认为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不是补习本身是好是坏，而是为什么这么多家庭觉得他们无法承受“退出”补习的代价。
简单来说，补习就是额外的帮助。孩子可能在某个科目上遇到困难、失去信心，或者在为考试做准备，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地方。
问题在于，当补习不再是由孩子的需求驱动，而是由“担心别人的孩子在做更多”的恐惧驱动时，麻烦就来了。
这时，额外的帮助就变成了一场“军备竞赛”。
这不仅仅是“怕输（Kiasu）”的教育
这种动态模式非常熟悉。
家长听说某个同学开始补习了；某个热门课程被抢光了；一个成绩已经很好的孩子请了第二个导师，导致第一个导师带来的提升不再显得足够。
每一个决定单独来看似乎都是理性的。但合在一起，它们创造了一场没有人自觉选择的竞赛。
我认为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怕输心态（Kiasu parenting）”是不公平的。家长们是在应对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以及担心有一天会后悔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多。
学生也在推动需求，但补习行业同样扮演了角色。
据CNA报道，2025年2月，时任教育部长陈春星批评了一些通过制造“错失恐惧症（FOMO）”来吸引家长的补习机构。
此后，教育部已与广告业合作，制定了该行业的行为准则。
作为业内人士，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补习应该是用来解决焦虑的，而不是用来贩卖焦虑的。
并非每个补习的孩子都跟不上进度
补习分为“干预型”和“保险型”。如果一个学生成绩不及格需要帮助，很少有人会质疑。
更难讨论的是那些已经应对良好、但依然被安排补习的孩子。补习的加入并非因为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家长担心如果不采取行动，孩子会处于劣势。
这导致了“终点线”在不断后移。B级变成了A级，A级必须变成A1。
有雄心壮志没有错，但我们要确保它不会在潜移默化中变成焦虑。
好的补习应该让自己变得“多余”
我经营着一家家庭补习机构，所以我显然认为补习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当问题不在于努力程度，而在于学习进度或风格不匹配时，一对一补习尤为有效。
但补习时间越多，并不自动意味着效果越好。
我对家长采用的一个原则是“最小有效剂量”：提供足够的支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多到吞噬掉孩子童年的其余时间。
孩子可能只需要一个科目的帮助，而不是四个。几个月后，请询问补习是否仍然必要：孩子是否在进步？是否变得更有信心、更独立？
好的补习最终应该让学生减少对补习的依赖。 如果孩子能说：“我现在明白了，我觉得我可以独立完成”，这就是成功。
政策可以减轻压力，但无法通过立法消除焦虑
新加坡的教育系统已经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以减轻竞争。
从2021年起，PSLE的T分被更宽的成就等级（AL）分段取代；从2019年起，取消了小学一、二年级的加权评估；中期考试也在小学、中学、初级学院和千禧学院逐步取消。
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改变。但如果内心深处对落后的恐惧依然存在，竞争只会转移到校门之外。
你可以取消一场考试，但你无法通过立法消除焦虑。
在报名补习前，我们需要问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给孩子报名补习之前，我鼓励家长问自己：我们试图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我的孩子不理解分数”是一个问题；而“好像其他人都补习”是一种恐惧。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
家长还应该审视孩子的整个星期，而不是孤立地看待每项活动。
学校、作业、CCA、兴趣班和几节补习课，单看每一项可能都勉强可以承受。
但合在一起，它们可能让孩子几乎没有时间睡觉、交友或单纯地发呆。而孩子的自由时间并不是浪费时间。
新加坡的补习文化不太可能消失，我认为也不需要它完全消失。
更健康的目标不是消除补习，而是恢复它的初衷：一个有意识地、有理由地、在有用期间使用的工具。
当我们停止询问“我的孩子需要什么？”，而开始询问“别人的孩子在做什么？”时，补习军备竞赛就开始了。
如果家长、教育者和补习机构能更多地回归到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或许能在追求卓越的同时，不再觉得每一个自由小时都是一种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