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选举一到，本土CEO在本地跨国公司中所占的比例再成热议话题。（海峡时报）
作者 李国豪
在新加坡，每当临近参选门槛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总统选举，坊间往往会开始猜测，有哪些符合资格的人可能跳出来参选。
挑出那些可能透过公共部门资历参选的人选并不难，但在私人界部分，“必须担任过股东权益三年平均超过5亿元私企的最高执行职位”这一条件，似乎让这方面的名单，稍显单薄。
就连日前公告有意参选的新加坡企业家吴振华，最后能否如愿取得参选资格，都还是未知数。
既要是新加坡人，又得符合担任大公司最高管理职位的条件，符合这些资格的人究竟多不多，一直是热议话题。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日前在国会公布了一组数据，看似解答了这个问题，却也衍生出其他疑问：
截至去年底，股东权益超过5亿新元，且有向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登记总裁或董事经理信息的413家企业之中，大约有40%或165家由新加坡人担任总裁或董事经理。
4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必须留意的是，413家企业只是本地大公司的冰山一角。
根据教育部长陈振声今年5月在国会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本地有超过1200家股东权益达到5亿元或以上的企业。
换句话说，上面所提到的413家企业，只是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本地营运的大企业中，由新加坡人担任总裁或董事经理的公司比例，可能更高，亦可能更低。
既然官方数据无法提供全貌，业界人士的观察或许就是现阶段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指标了。他们的看法几乎大同小异：
新加坡籍CEO的人数太少，而不是太多。
2019年，时任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局长庄凯峰曾投书媒体谈论：为何没有出现更多新加坡籍CEO？
他在文中指出，新加坡或许能以人口基数较小，解释新加坡籍CEO为何人数少，但这套理论却无法解释，人口和我们处于差不多水平的瑞士及马来西亚华裔，为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他们有更多人在跨国企业中担任高管。
时隔三年多，另一位圈中人士也提出类似担忧。
新加坡知名企业家，曾担任过麦当劳中国区执行长的曾启山近日在本地媒体一篇题为《新加坡人是否因待在舒适圈里而渐失优势》（Are Singaporeans losing their competitive edge by staying within their comfort zones?）的投书中抛出直球，问了一道尖锐问题：
“新加坡对企业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区域枢纽，超过3万7000家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区域总部，但有个问题始终存在：为什么没有更多新加坡人领导这些公司？”
曾启山曾是麦当劳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麦当劳）
“离不开舒适圈”，是曾启山认为新加坡籍CEO人数低迷的最大原因。在他看来，缺乏外派经验，没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让在学术及语言能力方面明明表现杰出的新加坡人，无法在职业生涯中，更上一层楼。
这样的舒适圈，往往和收入及家庭有关。
曾启山在文中提到，新加坡的薪资水平位居亚洲前列，国人的中位数年收入在6万新元左右，折合成美元则大约为4万4000美元。
这样的年收入水平比本区域另外两个先进国家日本（4万2000美元）和韩国（3万5400美元）还高，更是远远抛离了另外两个东南亚邻国马来西亚（1万7000美元）及印度尼西亚（9600美元）。
换句话说，接下海外职务对新加坡人而言，没有太大的金钱诱因。
“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何必出国工作自讨苦吃？” 另一个让国人不愿外派的因素则是家庭。
尤其是拥有小孩的家庭，更是挑战重重。家长往往担忧外派其他国家后，未来回国时小孩很可能无法有效融入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进而影响了外派的意愿。
曾启山建议，新加坡政府应该在这方面着手，为这类外派海外的新加坡家庭提供更多支持。
无论如何，他也提醒，有志于此的新加坡人必须体认到，领导职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建议国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尽可能获得更多元的经历，接触不同文化及不同技能
曾启山举了TikTok新加坡籍执行长周受资为例。
这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舌战群儒，一炮而红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成长，完成国民服役后曾负笈英国及美国，毕业后又先后在美国、俄罗斯及中国等不同国家工作。
周受资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表现让外界印象深刻。（路透社）
汇丰新加坡执行长黄继瑜也有类似际遇。
曾启山写道，黄继瑜是首位获委任领导汇丰新加坡的新加坡人。担下重任前，黄继瑜在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也在泰国、中国、香港、英国等地留下了奋斗的足迹。
他还引述了黄继瑜曾说过的一段话： “和来自不同国家及文化的人们工作，拓宽了我的视野，形塑了我的领导风格。”
二，胆大一些
他说，伟大的企业领导人都是无所畏惧且充满远见的，他们往往具备突出公司品牌的能力。因此，他认为一名好的企业领导人除了要能管理生意，了解公司的价值，同时也应确保这门生意，能以创意的方式呈现给股东及社会。
只有跳脱出仅把任务执行好的局限，勇敢挑战才有望成为一名更好的企业领袖。
三，眼光放长远些
最后，他也提到一名成功的企业领袖应具备远见，懂得放长线钓大鱼。
他认为，新加坡人往往过于注重成果，导致容易过于专注关键绩效指标（KPI）及年度预算这类短期目标。
网民：教育方式和大家长环境也有影响
曾启山的文章在社媒引发了一些讨论。
一些网民也认为，除了曾启山所提到的现象，教育方式也影响了国人在跨国企业担大任的契机。
他们说，新加坡教育制度不鼓励学生跳脱框架思考，也局限了他们的创意及组织能力，这对新加坡人在跨国企业接下更高职务是相对扣分的。
这样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许会是一名好员工，却未必有能力担当更大的责任。
也有人将新加坡籍CEO不足的问题归咎于政府当局的“家长式”作风，当“人们不被鼓励质疑政策及条规”，往往就只能纸上谈兵，缺乏企业所需要的跳脱框架的思考。
另一派则质疑，过度依赖外来人才，导致本地人缺乏能累积经验的职位，相关训练机会不足。
当外界都认为新加坡人已具备该有的硬实力，当本地已有顶尖高等教育，对英语这一通商语言的掌握能力也在本区域首屈一指，更别说本地设立据点的跨国公司多不胜数，这样的“主场优势”，却没有变换成一定比例的新加坡籍企业领袖，确实值得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