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選舉一到，本土CEO在本地跨國公司中所占的比例再成熱議話題。（海峽時報）
作者 李國豪
在新加坡，每當臨近參選門檻遠高於其他國家的總統選舉，坊間往往會開始猜測，有哪些符合資格的人可能跳出來參選。
挑出那些可能透過公共部門資歷參選的人選並不難，但在私人界部分，「必須擔任過股東權益三年平均超過5億元私企的最高執行職位」這一條件，似乎讓這方面的名單，稍顯單薄。
就連日前公告有意參選的新加坡企業家吳振華，最後能否如願取得參選資格，都還是未知數。
既要是新加坡人，又得符合擔任大公司最高管理職位的條件，符合這些資格的人究竟多不多，一直是熱議話題。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日前在國會公布了一組數據，看似解答了這個問題，卻也衍生出其他疑問：
截至去年底，股東權益超過5億新元，且有向會計與企業管制局（ACRA）登記總裁或董事經理信息的413家企業之中，大約有40%或165家由新加坡人擔任總裁或董事經理。
40%，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但必須留意的是，413家企業只是本地大公司的冰山一角。
根據教育部長陳振聲今年5月在國會提供的另一組數據，本地有超過1200家股東權益達到5億元或以上的企業。
換句話說，上面所提到的413家企業，只是總數的三分之一。
在本地營運的大企業中，由新加坡人擔任總裁或董事經理的公司比例，可能更高，亦可能更低。
既然官方數據無法提供全貌，業界人士的觀察或許就是現階段比較具有參考價值的指標了。他們的看法幾乎大同小異：
新加坡籍CEO的人數太少，而不是太多。
2019年，時任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局長莊凱峰曾投書媒體談論：為何沒有出現更多新加坡籍CEO？
他在文中指出，新加坡或許能以人口基數較小，解釋新加坡籍CEO為何人數少，但這套理論卻無法解釋，人口和我們處於差不多水平的瑞士及馬來西亞華裔，為何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趨勢，他們有更多人在跨國企業中擔任高管。
時隔三年多，另一位圈中人士也提出類似擔憂。
新加坡知名企業家，曾擔任過麥當勞中國區執行長的曾啟山近日在本地媒體一篇題為《新加坡人是否因待在舒適圈裡而漸失優勢》（Are Singaporeans losing their competitive edge by staying within their comfort zones?）的投書中拋出直球，問了一道尖銳問題：
「新加坡對企業而言是極具吸引力的區域樞紐，超過3萬7000家跨國公司在本地設立區域總部，但有個問題始終存在：為什麼沒有更多新加坡人領導這些公司？」
曾啟山曾是麥當勞中國區執行長。（麥當勞）
「離不開舒適圈」，是曾啟山認為新加坡籍CEO人數低迷的最大原因。在他看來，缺乏外派經驗，沒有在國外工作的經歷，讓在學術及語言能力方面明明表現傑出的新加坡人，無法在職業生涯中，更上一層樓。
這樣的舒適圈，往往和收入及家庭有關。
曾啟山在文中提到，新加坡的薪資水平位居亞洲前列，國人的中位數年收入在6萬新元左右，摺合成美元則大約為4萬4000美元。
這樣的年收入水平比本區域另外兩個先進國家日本（4萬2000美元）和韓國（3萬5400美元）還高，更是遠遠拋離了另外兩個東南亞鄰國馬來西亞（1萬7000美元）及印度尼西亞（9600美元）。
換句話說，接下海外職務對新加坡人而言，沒有太大的金錢誘因。
「在家裡舒舒服服的，何必出國工作自討苦吃？」 另一個讓國人不願外派的因素則是家庭。
尤其是擁有小孩的家庭，更是挑戰重重。家長往往擔憂外派其他國家後，未來回國時小孩很可能無法有效融入新加坡的教育體系，進而影響了外派的意願。
曾啟山建議，新加坡政府應該在這方面著手，為這類外派海外的新加坡家庭提供更多支持。
無論如何，他也提醒，有志於此的新加坡人必須體認到，領導職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他建議國人可以從三個方面著手：
一，儘可能獲得更多元的經歷，接觸不同文化及不同技能
曾啟山舉了TikTok新加坡籍執行長周受資為例。
這位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舌戰群儒，一炮而紅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成長，完成國民服役後曾負笈英國及美國，畢業後又先後在美國、俄羅斯及中國等不同國家工作。
周受資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的表現讓外界印象深刻。（路透社）
滙豐新加坡執行長黃繼瑜也有類似際遇。
曾啟山寫道，黃繼瑜是首位獲委任領導滙豐新加坡的新加坡人。擔下重任前，黃繼瑜在近30年的職業生涯中也在泰國、中國、香港、英國等地留下了奮鬥的足跡。
他還引述了黃繼瑜曾說過的一段話： 「和來自不同國家及文化的人們工作，拓寬了我的視野，形塑了我的領導風格。」
二，膽大一些
他說，偉大的企業領導人都是無所畏懼且充滿遠見的，他們往往具備突出公司品牌的能力。因此，他認為一名好的企業領導人除了要能管理生意，了解公司的價值，同時也應確保這門生意，能以創意的方式呈現給股東及社會。
只有跳脫出僅把任務執行好的局限，勇敢挑戰才有望成為一名更好的企業領袖。
三，眼光放長遠些
最後，他也提到一名成功的企業領袖應具備遠見，懂得放長線釣大魚。
他認為，新加坡人往往過於注重成果，導致容易過於專注關鍵績效指標（KPI）及年度預算這類短期目標。
網民：教育方式和大家長環境也有影響
曾啟山的文章在社媒引發了一些討論。
一些網民也認為，除了曾啟山所提到的現象，教育方式也影響了國人在跨國企業擔大任的契機。
他們說，新加坡教育制度不鼓勵學生跳脫框架思考，也局限了他們的創意及組織能力，這對新加坡人在跨國企業接下更高職務是相對扣分的。
這樣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學生或許會是一名好員工，卻未必有能力擔當更大的責任。
也有人將新加坡籍CEO不足的問題歸咎於政府當局的「家長式」作風，當「人們不被鼓勵質疑政策及條規」，往往就只能紙上談兵，缺乏企業所需要的跳脫框架的思考。
另一派則質疑，過度依賴外來人才，導致本地人缺乏能累積經驗的職位，相關訓練機會不足。
當外界都認為新加坡人已具備該有的硬實力，當本地已有頂尖高等教育，對英語這一通商語言的掌握能力也在本區域首屈一指，更別說本地設立據點的跨國公司多不勝數，這樣的「主場優勢」，卻沒有變換成一定比例的新加坡籍企業領袖，確實值得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