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步解决巨大的住房需求之后新加坡政府接下来就开始注重房屋的舒适度和高质量。此后建设的组屋面积逐渐扩大：两室一厅、三室一厅、四室一厅的户型都有。新加坡女皇镇的摩天组屋项目杜生庄甚至令外国网友惊叹：这竟是便宜到不可思议的组屋？看上去就像是豪华公寓啊！高达47层的杜生庄组屋建设有12个空中花园。组屋中还建设有历史走廊，墙壁上有精美的历史壁画，可以供孩子们随时欣赏学习。
组屋社区的配套设施十分完善：除了大型商场和医院、学校之外组屋的底层有专门的社区客厅，可以给老人和孩子提供专门的休闲娱乐场所。如此精致的组屋在价格上竟比市场价低至少50%。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民众购买房屋的首选当然是物美价廉的组屋。迄今为止超过80%的新加坡公民人居住在政府承建的组房中，其余20%的居民则住在有地房地产以及私人公寓，全国居民住房拥有率达到90.5%。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人均寿命也达到了82.5岁，15岁以上公民的识字率达到了96.7%。新加坡全国平均每一万人有医生23人，共有病床1.2万张。每千人拥有私家车110辆，手机渗透率达到148%，家庭电脑拥有率81%，上网率77.7%。从1984年起新加坡政府就开始推行医疗储蓄计划：规定每个职工把月薪的6%－8%存入银行，设立个人医疗储蓄户头。这一计划为每个居民预备了一笔即时支付费用。
然而这并不足以完全支付重病、大病患者的所有医疗开支，所以贫困家庭可免交医药费或享受政府其他的医药补贴。病人住政府办的C级医院只需交15%的医药费就行了，完全无支付能力的穷人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或全免。60岁以上的老人在公立医院看病只需交一半的门诊费和药费。早在新加坡正式独立之前的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就对诸如色情业等社会公害进行了整治。
在整治过程中李光耀及其追随者很快发现了困扰新加坡的症结所在——法治意识的欠缺：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在当时和旧中国一样是一个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特权阶层形成了官官相护的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种黑道组织纷纷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取得政治保护伞，黑帮和官场之间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导致每次打击都像刮风一样，只要风头一过就虎头蛇尾了。
李光耀下决心将新加坡的发展寄托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之上，严格杜绝一切私人请托行为。要维护法律的公平就要求执法者自己必须保持高度的廉洁奉公。李光耀在上台执政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向自己的所有内阁成员发出警告说：“我不敢说今天的内阁政府在任期五年中能不能带领新加坡人民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我要求各位必须做到廉洁、公正、民主。如果谁在这方面出任何问题，那么政府是不能宽恕他的……”
李光耀不仅要求自己的内阁成员廉洁奉公，同时也对自己的家人进行了严格要求。李光耀就任新加坡总理后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他们不该指望得到他的特殊照顾，他们该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要求自己。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脑海里还是传统的人情社会那一套——在他看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李光耀却不因为自己成为了一国领袖就让自己的家人获得哪怕一丁点特权。
李光耀执政的第二年新加坡政府修改防止贪污法令并根据法令成立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1960年春节新加坡的大法官在高等法院致词时向全新加坡表示：“在新加坡没人可超越法律之上”。新加坡的法律甚至达到了严苛的程度，连李光耀自己也声称：“新加坡的法律在开始时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我们做到了人人平等，因此我们很快成为法律社会的典型”。
李光耀要求自己和自己的政府为人民做出表率：新加坡第一夫人柯玉珠管理的法律公司里一名受雇的会计师因为做假账被判6年徒刑。1986年11月李光耀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作为他的内阁中最得力的干将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被国家贪污调查局发现有经济问题。尽管李光耀同郑章远有几十年的私交，尽管李光耀无比欣赏郑章远的实干才能，尽管新加坡需要这样的实干家，但郑章远触犯了法律是不争的事实。
李光耀决定以铁腕手段维护法律的尊严。得知自己求生无望的郑章远不愿站上审判台而使自己一生荣誉毁于一旦，所以他最终选择以自杀逃避被审判的命运。在他最后给李光耀的信中写道：“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接到这封信的李光耀禁不住放声痛哭，然而他并不为自己铁腕护法的行为感到后悔。
新加坡的鞭刑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侵犯人权的落后制度，但由于新加坡议会始终坚持保留这一刑罚，因此无论是谁如果被法庭判决鞭刑即使他愿意多赔钱多坐牢也不能使自己免于鞭刑。1993年一名18岁的美国少年在新加坡被判鞭刑，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向新加坡求情。这时不再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仍对新加坡保持着巨大影响力，他坚持认为：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化。
经过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之后在2010年“透明国际”发布的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新加坡、丹麦和新西兰三国并列第一。如果说清廉是新加坡政府的一大特征，那么新加坡政府的另一大特征就是高效。20世纪70年代处于市中心的新加坡河和加冷河盆地附近有2.1万户居民的粪便、生活污水、垃圾直接倒入河中。如今被称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却是一片脏乱差的景象。
李光耀为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花园城市制定了“10年浚河计划”和“城市花园行动”。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身体力行在新加坡的许多公园里亲手植树。到1983年新加坡已有450万株树木。如今新加坡的人均GDP位居亚洲四小龙第一，甚至还超过日本而名列亚洲发达国家第一，然而新加坡并没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损害自然环境。国土面积狭小的新加坡始终坚持保留10%的土地用来建造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了人均8平米的绿化指标。有“新加坡规划之父”之称的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前局长刘太格认为：城市规划需要考虑自然环境、城市历史和城市定位三个关键因素。每个城市的自然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随意更改和破坏。比如海边的大楼高度需要严格控制，一般会比较矮，楼盘从海边往内陆依次长高。这样就能让更多区域的居民欣赏到海景，而不至于被滨海大楼独占。
新加坡西面为马六甲海峡，南边是新加坡海峡，所以新加坡将西南面规划为港口区，在港口区内设有大量临港仓库。新加坡通过建设新镇来避免人口密集容易带来的大城市病。在新加坡最早的新镇之一大巴窑不仅建有多栋住宅楼，还拥有餐饮区、商业区、银行、医院、交通换乘站等完备的配套设施。居民绝大部分日常需求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甚至连办理购房贷款之类的业务也能就地解决。
这样的布局既方便了居民，又可最大限度避免交通拥堵。这样的新镇在新加坡有20多个。多个功能完善的新镇加上便捷的交通系统以及高度遵纪守法的社会共识使新加坡在“治堵”上给大城市做出了范例。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政府认为绿化程度还不够。新加坡政府的规划理念是必须做到让民众“开门见绿”，所以只有地面绿化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新加坡政府进而提出了“垂直绿化”的概念。
新加坡政府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开发商和建设商在大厦的垂直墙面上种植密集的绿色植物。新加坡国家公园局还设立了“花园城市基金”用于公园建设或垂直绿化项目。新加坡的城市绿化工作是政府号召倡议，与此同时也是全民参与的：新加坡所有居民都会参与一年一度的植树活动。新加坡还格外重视对城市历史的保护，从而得以较好保留了新加坡的文化底蕴。
新加坡尽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然而却颇为注重对历史遗迹的保护。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前局长刘太格曾说过：“每个城市都要有它的紫禁城”。这一观点道出了新加坡对城市历史的敬畏感。如今高速发展的新加坡仍保留了约7000栋老房子。这其中既有政府建筑楼，也有民间住宅楼和商业楼，都是上世纪具有各地风格的建筑。每栋老房子都有一段历史，新加坡正是借此留住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并将其传承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