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719.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77万的弹丸小国。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的经济总量却达到了3500亿美元，人均GDP约为6.2万美元。新加坡的人均GDP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位。经济发达的新加坡也因为在城市治理方面的独特经验被誉为“花园城市”。应该说新加坡作为一个小而精的国家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远远超越其体量的影响力。
从1824年起新加坡就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到19世纪末新加坡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新加坡的贸易增长了八倍。英国为促进当地的开发建设大力吸引外来移民以充实新加坡的劳动力。新加坡的土著民族主要是马来人，然而在英国殖民时期大量华人和印度人涌入新加坡，同时也出现了来自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移民与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通婚的现象。
由此形成了如今新加坡的华裔、马来裔、印度裔、欧亚混血裔四大族群。在这一过程中华人逐渐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时至今日华人已占据了新加坡总人口的74.2%。二战后新加坡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英国所任命的总督所掌握的权力被分散，一个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顾问组成立。该体系于1947年7月变为两个分开的行政及立法会议。
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选举。1953年底新加坡通过修改宪法获得了较大的自治权。1959年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职，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尽管新加坡已取得自治地位，然而当时的新加坡其实并不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由60个小岛组成的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北京的1／23，常住人口只有448万。在这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上各类资源少之又少。
新加坡人连日常生活所需的淡水都要从对岸马来亚的柔佛州进口。可以说新加坡人无时无刻不面对着严峻的生存压力。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布了想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砂拉越和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马来西亚。对此李光耀决定举行全民公投，最后71%的人投了赞成票。于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
然而这场结合从一开始就潜伏下了分家的种子：新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主要为华人和印度人）几乎各占一半。新加坡人口中74.2%左右都是华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直接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种族结构。本来新、马两地之间的种族冲突就比较尖锐，而两地之间的党派矛盾更是进一步刺激了双方的对立情绪。
马来西亚的独立是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巫统奋斗下实现的，于是巫统成为了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的执政党；而新加坡的执政党则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1963年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参加了新加坡州选举。然而联盟党不仅未添一席，连原有的三个选区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一时间在马来西亚国内“马来人至上”和反种族主义两种呼声针锋相对。
随后新加坡商人指责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没给他们和其他州属一样的权利；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则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成增加到6成，同时指责新加坡华人暗通中国。两边的矛盾就在这种互相指责中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改宪法并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就这么被动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
事实上新加坡并非对此心甘情愿——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不无伤感地提到：在新马正式宣布分离那天他感到马来人如休妻般地抛弃了新加坡。新加坡的独立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被马来西亚排挤的结果。独立之初的新加坡是一块潮湿、混乱的小岛，黑社会势力猖獗、妓娼遍地、毒品泛滥，卫生条件极差，教育水平落后……不过新加坡却有一样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新加坡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咽喉要地马六甲海峡，成为控制国际贸易和能源安全的关键节点。正是靠着国际自由港的优势和国际一流的服务为世界各地的船舶提供转口贸易的平台才使新加坡得以坐地生财发家致富。时至今日新加坡作为国际航运的重要港口之一拥有东南亚最大的修造船基地、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最大的燃油供应港口。新加坡通过200多条航线连接着世界600多个港口。
如今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和亚洲主要转口枢纽之一，拥有世界第二大货柜吞吐量和世界第一的燃油销售量。不能否认新加坡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扼守马六甲海峡这一天然的地缘优势，不过新加坡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多年来的奋斗。新加坡在国家制度设计层面是一个高度效仿西方制度体系的国家，但与此同时新加坡同样珍视传统的东方文化。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始终认为：西式民主并不适用于任何国家。李光耀一生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李光耀根据他的”亚洲价值观“提出了一个好的政府应当实现的目标：使人民在食、住、就业、保健等方面都受到良好的照顾；在法治下社会有秩序、有正义，人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都不互相歧视，没有人拥有极度财富；人民尽可能享有个人自由，但却不侵犯别人的自由；经济能取得成长，社会能取得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治国理念下新加坡在政府主导下努力提升社会服务：从1964年起新加坡开始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新加坡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弹丸小国却没一个房奴。任何一位新加坡的合法公民在结婚后都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由新加坡政府负责进行精装修并赠送基本家具，而年轻的小夫妻们只需要拎包入住即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新加坡的房屋制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47年英国房屋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新加坡有一个世界上最糟糕的贫民窟，是文明社会的耻辱”。1960年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成立后开始建造新加坡特有的“组屋”。这说白了就是由政府修建廉价房屋供无力买房的人居住。修房子当然是需要土地的，而新加坡政府在征地这件大事上也有惊人之举。新加坡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在法律体系上受到英国很大的影响影响。
然而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律系的李光耀却并不想完全沿袭英国法律有关征收土地的内容。李光耀认为私人土地权会严重有损新加坡的发展，因为政府没时间和各个土地产权人为征地打官司。1966年新加坡国会通过的《土地征用法》规定：政府有权在必要时为公共用途强制征用私有土地，同时会给予土地所有者一定补偿。征地时的土地价格一律遵循1973年以前的价格，而不是具体征用时的价格。
由于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保密性极强，所以人们很难通过土地投机行为获利，而政府则只会按发展建设前的地价进行赔付。李光耀认为私人业主在没做出任何贡献的前提下就享受了政府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带来的土地价格增值。私人业主获得地产增值的收益过程可以说是“躺赢”的过程。这个理念虽显得有些专断，但却让新加坡政府得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征地成本，从而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土地国有化。
这为后续修建公共住房奠定了基础。获得了土地之后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就成为了政府组屋的首要目标。这时接过土地规划任务的就是后来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他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为中国城市主持规划设计工作的外国专家之一，曾参与过上海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及城市设计。刘太格认为政府组屋的首要任务是容纳足够多的居民，同时在最近的距离内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
刘太格推出了著名的“new town”（新镇）：每个new town至少要容纳二十万人。这个设计也与二十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规划兴起所导致的修建大型住区的潮流息息相关。公共住房在有些国家可能代表着“廉价”、“质量较差”、“地理位置偏僻”，然而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却和中国各大房地产开放商修建的普通商业住宅几乎没区别：同样有便利的交通设施、繁华的商场超市、精心维护管理的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