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的记忆，一个时代的告别
2026年1月18日，被誉为“新加坡现代城市规划之父”的刘太格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7岁。消息传来，新加坡总统、总理、中国驻新大使纷纷发文悼念。
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每一个人而言，刘太格这个名字或许不常被挂在嘴边，但大家居住的组屋、穿行的街道、休憩的公园，无不烙印着他的心血与远见。
他曾大胆呼吁为新加坡1000万人口的未来做规划，也曾坦言自己留下两大遗憾。
当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宏伟的城市天际线，这位规划巨匠究竟为新加坡，乃至亚洲的城市发展留下了怎样的思想遗产？
01
星中同悼
一位巨匠的落幕
刘太格的辞世，引发了新加坡乃至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各界人士的深切哀悼。这不仅是对一位杰出专业人士的缅怀，更是对一个连接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符号的致敬。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悼词中称他为“我国组屋区和市镇的首席建筑师和规划师”，并赞扬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始终坚信让城市变得更美好，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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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循财总理则感念道：“新加坡因为刘太格博士的奉献变得更加美好。”他指出，刘太格奠定的结构性基础，至今仍引领着新加坡的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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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说要兴建一个城市，需要人文主义的胸怀、科学家的思维以及艺术家的眼光，这些理念贯穿他毕生的工作。”——新加坡总理 黄循财
与此同时，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形容他的离世是“中新文化交流事业的巨大损失”。
刘太格不仅是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的总设计师，更深度参与了中国六十多座城市的规划设计，是中新关系友好发展的亲历者和践行者。从国家元首到外交使节，一致的敬意凸显了刘太格超越国界的巨大影响力。
02
解构“三心论”
刘太格的贡献远不止于图纸和建筑
科学家的脑：从50万组屋到概念总蓝图
刘太格的职业生涯与新加坡的建国历程紧密相连。他最引以为傲的，是以科学、理性和前瞻性的思维，为新加坡的“硬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9年，他放弃在美国建筑大师贝聿铭事务所的优渥工作，毅然回国加入建屋发展局（HDB）。在担任局长的十年间（1979-1989），他领导团队兴建了超过50万个住宅单位，并推动了20个新市镇的发展。
这不仅是解决了“住”的问题，更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坚持从一开始就整合邻里中心、绿色空间和社区设施，让每个市镇都成为功能完备、充满活力的社区。这正是“居者有其屋”愿景的伟大实践。
1989年，他转任市区重建局（URA）局长兼首席规划师，主持制定了影响深远的1991年概念总蓝图。这份蓝图不仅为新加坡的长期发展设定了框架，更在寸土寸金的土地上，巧妙地为未来保留了发展空间。
同时，他也是城市遗产保护的先驱，坚持在中央商业区旁保留牛车水、小印度等历史街区，确保新加坡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丢失自己的灵魂与特色。
艺术家的眼：从南洋画派之子到城市美学大师
“太格”之名，源于其父——“南洋画派”先驱画家刘抗。生于虎年，父亲为他取名Tiger，音译为“太格”。自幼随父学画，艺术的种子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尽管因家境和母亲的建议选择了建筑学，但艺术家的审美与眼光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与中国著名翻译家、美学评论家傅雷的书信往来，更成为他中国传统建筑美学的启蒙。这种中西合璧的审美情趣，体现在他的每一个作品中。
他设计的建筑，既有现代主义的简洁理性，又不失东方的含蓄韵味。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就是绝佳的例子，它以现代的设计语言，诠释了“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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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格坚信，城市规划不仅是科学，更是艺术。一个好的城市，应该能提升居民的精神面貌。
他曾担任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推动了新加坡作家节、新加坡双年展等重要文化项目，致力于将艺术融入城市的血脉。他认为，冰冷的建筑需要文化的温度，高效的城市需要艺术的灵魂。
人文主义者的心：跨越国界的规划远见与中国情缘
刘太格的规划哲学，核心是“以人为本”。他始终强调，城市是为“人”服务的。这份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新加坡，更延伸到了中国，成为中新两国交流合作的宝贵财富。
自1986年受邀操刀“福州中心区总体规划”起，刘太格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前后参与了超过60个中国城市的规划设计，包括扬州、厦门、西安、昆明等。
在那个中国城市化刚刚起步的年代，他带去了新加坡的先进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带去了对历史文脉的尊重。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当年在福州，他结识了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他力主保留市中心的三坊七巷历史街区，并提交了详尽的方案。
如今，三坊七巷已成为福州乃至中国的文化名片，这背后离不开刘太格当年的远见与坚持。这份专业精神与对文化的敬畏，为他赢得了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高度信赖。
“对于他卓越的成绩和突出的贡献，我与使馆同仁深表敬意并永远铭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 曹忠明
从设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到亲自操刀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刘太格用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搭建起中新友谊与合作的桥梁。
对于有意前往新加坡投资兴业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而言，刘太格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展示了专业能力如何跨越文化，实现共赢。
03
一个时代的争议与遗憾
1000万人口与消失的亚答屋
伟人之所以立体，不仅在于其成就，也在于其争议与遗憾。刘太格坦率的个性和超前的思维，也曾让他成为话题中心。
他最为人熟知的“争议”，莫过于多次呼吁新加坡应以2100年容纳1000万人口为基准进行长远规划。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了巨大讨论。
许多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但刘太格坚持认为，规划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必须有足够的远见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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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享受的一切，都得益于建国先驱们50年前的规划。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50年后的人们做同样的事呢？”他的反问，至今仍发人深省。
除了宏大的未来构想，他也对自己经手的工作留下了两个“遗憾”：
未规划自行车道：他在建屋局任职时，未能预见到自行车作为一种通勤和休闲方式的兴起，没有在早期的新镇道路规划中系统性地加入自行车道。
未保留亚答屋区：他惋惜当年没能完整地保留一个亚答屋（Attap house）村落。这使得后人无法通过直观的今昔对比，真切体会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间翻天覆地的发展速度，也失去了一份宝贵的集体记忆载体。
这些争议与遗憾，恰恰展现了一个规划大师不断反思、追求完美的精神。它们提醒我们，城市发展永远是一个在理想与现实、当下与未来之间不断权衡的动态过程。
从79岁高龄创立自己的事务所，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城市未来奔走疾呼，刘太格的一生，是对“建设更美好城市”这一信念的完美诠释。
他不喜欢“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的称号，谦逊地将成就归功于李光耀先生领导的卓越团队。但无可否认，他的专业、远见与情怀，已经深深融入了新加坡的城市肌理。
刘太格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花园城市。更宝贵的，是一种规划的智慧、一种发展的哲学，以及一种永不停止为下一代思考的责任感。这份遗产，将继续照亮新加坡以及更多城市的未来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