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后的新加坡上海书局纪事
新加坡光复后，1945年10月28日上午，上海书局召开第一次同人大会。会议由东主陈岳书担任主席，温平执笔记录。东主王叔旸及经理王子豪、前上海书局吉隆坡分局负责人胡松甫、生活印书馆经理周君武等列席会议。陈岳书在发言中百感交集：“今天新旧同事聚在一起，非常欢喜。尤其是王叔旸先生与温平君从远地回来……本局过去在南洋文化界之地位，可谓颇高，以将来发展，亦必大有可能。刻下似甚困难，应谋维持办法……”
▲位于桥北路的上海书局
（大约摄于40年代）
王叔旸应陈岳书之邀发言：“当前战争时期，全世界各项损失甚大，本局仍保有人力与财力，可谓万幸。本人虽受若干困难，但可勿计也。本局以后办法，应视剩余实力若干而定方针，然万不可灰心，盖本局刻下甚有发展可能。……刻下各地交通尚未恢复，难谈发展，维持办法亦须赖诸位共同努力。当地学校已纷纷开课，本局应尽能力所及，求学校用品之供给。”
专人笔录书局实况
王子豪是昭南岛时期上海书局的“留守”经理，聆听各位同事的意见后，他总结：“诸位所发表意见，供负责人参考，且能联络感情，诚为须要，以后亦宜每月举行谈话会一次。”自此，上海书局召开的所有大小会议，包括全体同人大会、各部门会议等，都有专人笔录。自1945年至1983年之间留下11本（9本为硬抄面、2本为软面练习簿）上海书局会议纪录，为后人研究上海书局的发展史及时代背景，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46年4月18日上午，在上海书局六号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陈岳书分析了该年头三个半月的营业情形，提到王子豪回国经商的意向。当时，新加坡上海书局分别在上海和香港设申庄和港庄办货，购进图书及文具等商品。陈岳书对人事作了相应安排：“王君返国后，营业方面由温平君代理，经济方面由本人代理，定价等等由史廷芳、黄炳荣两君负责。”12月14日下午在六号栈召开全体职员会议，温平没有出席，除陈岳书、王叔旸和王子豪外，另有16位新旧同事参与。上海书局会议纪录从此便由詹道平负责，直到他晚年退休。
1947年3月23日，上海书局在加东东园陈岳书住处召开全体大会。陈岳书首先发言：“今天是（民国）卅六年度第一次开全体同人大会，同事中除了三、四位老同事外，几乎都是新来同事。回顾去年的营业，可谓敷衍过去。新来同事固感工作生疏，但最大的原因系海运不爽，货品往往不能如愿办到。二来因为汇率逐日惨跌，本局也不敢多量添货，所以去年是敷衍时期，今年才能算是步入营业的正常轨道。”
人事调动突显局势艰辛
同年11月2日，在加东东园陈岳书住处召开全体大会。中国国立英士大学毕业的陈孟哲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陈金凤完婚后一同来新，其名字首次出现在会议纪录中。陈岳书发言：“本局自三月廿三日开全体会议后，因王经理回国二月余，学期又接踵而到，故延迟至今才开第二次同人大会。本局经理王子豪先生因负担繁重，于去年已提出辞职，我曾力为挽留。最近王经理向外投资成就，店务非他负责不可，所以复向我提出辞职，我们为他前途计，也就不敢不赞成了。本局过去经理许可及汪念慈两先生之辞职，亦均系因发展前途，但其精神上时常与本局联络，而不发生误会。王经理亦然，其对本局服务具悠久历史，其对本局同事亦甚融洽。以后同事间如有不明了之处，可随时询问王经理，他是愿意帮忙的。王经理既已决定辞职，本局即需要一位主持人主持店务。兹经局部商量后，决定聘请温平先生担任。但温先生在南侨日报尚有责任，一时不能完全摆脱前来，目前只得兼任，所以仍赖各同事通力合作，互相帮助，以维持正常营业焉。饶力吉先生亦为本局旧同事之一，后来在外自力经营，最近需要归来，而本局亦感需要饶君帮忙，同时亦聘定了饶君。”
在1948年5月23日于加东东园召开的上海书局同人大会上，温平在分析当年生意情形时提到，上海书局“进一步可能做出版”：“如门市批发均好，则调整人手，悉心研究出版问题。此外较有关系者乃印刷，印刷已独立化，故可放开，如生活（印书馆）价钱不合，可向外添办。”1949年2月6日在书局批发部召开的上海书局同人大会上，温平任大会主席。他将上海书局的工作分为营业、出版、事务及账务四个部分，并希望以上四个部门“要能够联络好”，“如联络得不好，可由秘书处设法补救及予以帮助。”秘书处负责人为饶力吉。
时局波及书局
1949年度第二届上海书局同人大会在生活印书馆楼上由陈岳书主持召开。他在发言中道出了诸多苦衷：“一、沪来源断绝，二、课本受阻，三、孟哲君和温平君发生事故。（以上三件事）均为本局之不幸事。此次叔旸先生由国内来，曾苦劝温平君，才得温平允帮忙支持下去。按本局章程，六月底即须开会，不料延到今天才开，乃因近来本局生意损失特大。望过去之事成为过去，以后希望能与以前一样收入能敷支出。”
1951年11月13日，上海书局召开该年度第二次同人大会。陈岳书主席开场发言：“各位同事，我早想开会请各位来谈谈。温先生于六月五日被政府叫去，我总希望他能早日出来，大家开会一下。至今已是十一月半了，年尾将到，因此这个会似不开不行。各事待研究的甚多。”“温先生一周后要提审，我们希望只不过是‘怀疑’，审后可以出来。”但是事与愿违，温平终因崑兴轮事件被英国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
▲1951年，上海书局创办人
陈岳书（左）和王叔旸合影
1952年5月31日，上海书局该年度第一次同人大会召开，陈孟哲出席会议。陈岳书主席告诉大家：“本局创办于1925年，及至1950年皆为私人营业。自1951年起改为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组织，不能逾围。本局在历史上说，最初系营新文艺书，而至文具，再至教科书。战后又进而出版课本及学校用书。由此看来，本局的营业是在轨道上跑。今年来新文艺书来路较困难，但本局因历史上的关系是不能放弃的……”在公布1952年薪金细则时决定，王叔旸先生薪水自6月1日起取消。另外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事，会议推举以下六位同事负责修改事宜：陈孟哲、凌辉云、王弘人、史廷芳、赖群进、詹道平。陈孟哲在温平之后成为战后上海书局的第三任经理。
1955年7月17日，上海书局该年度第一次全体大会召开。陈岳书开场白：“依照公司惯例，每年最少开大会两次，必要时三次或四次。今年开会较迟的原因，第一是三月底编辑部两位同事离职，致经理部工作较忙。第二是五月间陈孟哲经理又提出辞职，其辞职的原因第一嫌职权不够，第二是个性问题，想另外自求发展。经多方面挽留不获，故照准其辞职了。马华版课本，原可在今年全部完成，但因上述同事之辞职而停顿了。最近，我和战前生活书店经理包思井先生商量，他很同情我，经其考虑之后遂接受屈就经理职。包先生早年是在国内研究经济学的，战前曾任本坡生活书店经理，战后与各方面的关系甚大，又自创印务馆，个人事业是相当忙的。”于是，包思井成为战后上海书局的第四任经理。
两经理主持大局
1956年11月4日，于上海书局批发部召开的会议上，陈岳书说明开会的目的之一是：“本局增聘老经理王子豪先生回来。王先生在1947年前为本局经理，嗣后自营中国贸易公司。最近包先生因感编辑部工作忙碌，对于店务及营业不能兼顾周到，故而介绍王先生回来，并征求王先生意见，乃四个月前之事矣。最近王先生曾赴香港一次，我特去函香港与王先生谈。自本月份起，王先生正式到店办公。包先生的意见，由王先生负责重些，但我认为王、包两人均一样为经理。王先生负责进货、销货、同行及同事间管理、联络方面，包先生则负责出版、编辑、学校、文化团体方面……我们做书生意，第一是赚钱维持生活，但也是服务性的，最重要还是事业……”
王子豪在发言时说：“各位，我记得我离开上海书局是在1947年10月底，距今九年了。在这几年中，我做别的事业，但与上海书局尚有些关系，故略知一二。现在同事增加，范围也大了，由贩卖而进到出版。我能回来同各位一起做事，非常高兴。”包思井在发言时表态道：“由于我与外界接触，感到对店内工作之不够，可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马来亚发展到独立，出版事业是很重要的，我对各方面的工作，因编辑工作不能分身。马华版将出齐，年底正是推销最大关头。倘推销工作不完满，则将影响到下学期课本销路甚巨。故我认为，请王先生进来负起推销之责任，当可收效很大。这事各方面都已谈妥，咸认王先生进来，本局得益甚多，而我个人也表示非常欢喜，想各位也表同意。”自此，上海书局第一次由两位经理同时主持业务。
包思井即包世俊，上海人，本专业是财务，生活书店新加坡分店的创店会计，后来升任为经理。在二战时流亡印尼期间，包思井勤奋研习印尼文，在战后出版了由他撰写的《印度尼西亚辞典》《印尼语语法》《高级印尼语读本》等专著，成为印尼语专家。在他的主持下，上海书局的出版事业得到长足的进步。包思井于1966年9月辞职离开上海书局，他前后在上海书局长达10年，功不可没。
1945年新加坡光复，百业待兴。当时已有20年创办历史的上海书局重整旗鼓，再上征程。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上海书局已创业40年。在这二十年间，先后有王子豪、温平、陈孟哲、包思井四人出任上海书局经理，其中王子豪之后又二度加盟，把陈岳书、王叔旸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他们的名字及拓展华族文化事业的精神，彰显出人生的格局，值得后人敬仰。
参考文献：
[1]杨《新加坡书业公会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书业公会出版，1957.
[2]《生活书店史稿》，三联书店出版，2007.
[3]《店务通讯》（书店管委会编印），年份见内文。
[4]《上海书局会议纪录》，新加坡上海书局自1945年新加坡自二战光复后的手写会议纪要，未出版。
（作者为本地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