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後的新加坡上海書局紀事
新加坡光復後，1945年10月28日上午，上海書局召開第一次同人大會。會議由東主陳岳書擔任主席，溫平執筆記錄。東主王叔暘及經理王子豪、前上海書局吉隆坡分局負責人胡松甫、生活印書館經理周君武等列席會議。陳岳書在發言中百感交集：「今天新舊同事聚在一起，非常歡喜。尤其是王叔暘先生與溫平君從遠地回來……本局過去在南洋文化界之地位，可謂頗高，以將來發展，亦必大有可能。刻下似甚困難，應謀維持辦法……」
▲位於橋北路的上海書局
（大約攝於40年代）
王叔暘應陳岳書之邀發言：「當前戰爭時期，全世界各項損失甚大，本局仍保有人力與財力，可謂萬幸。本人雖受若干困難，但可勿計也。本局以後辦法，應視剩餘實力若干而定方針，然萬不可灰心，蓋本局刻下甚有發展可能。……刻下各地交通尚未恢復，難談發展，維持辦法亦須賴諸位共同努力。當地學校已紛紛開課，本局應盡能力所及，求學校用品之供給。」
專人筆錄書局實況
王子豪是昭南島時期上海書局的「留守」經理，聆聽各位同事的意見後，他總結：「諸位所發表意見，供負責人參考，且能聯絡感情，誠為須要，以後亦宜每月舉行談話會一次。」自此，上海書局召開的所有大小會議，包括全體同人大會、各部門會議等，都有專人筆錄。自1945年至1983年之間留下11本（9本為硬抄面、2本為軟面練習簿）上海書局會議紀錄，為後人研究上海書局的發展史及時代背景，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46年4月18日上午，在上海書局六號棧召開的全體會議上，陳岳書分析了該年頭三個半月的營業情形，提到王子豪回國經商的意向。當時，新加坡上海書局分別在上海和香港設申莊和港莊辦貨，購進圖書及文具等商品。陳岳書對人事作了相應安排：「王君返國後，營業方面由溫平君代理，經濟方面由本人代理，定價等等由史廷芳、黃炳榮兩君負責。」12月14日下午在六號棧召開全體職員會議，溫平沒有出席，除陳岳書、王叔暘和王子豪外，另有16位新舊同事參與。上海書局會議紀錄從此便由詹道平負責，直到他晚年退休。
1947年3月23日，上海書局在加東東園陳岳書住處召開全體大會。陳岳書首先發言：「今天是（民國）卅六年度第一次開全體同人大會，同事中除了三、四位老同事外，幾乎都是新來同事。回顧去年的營業，可謂敷衍過去。新來同事固感工作生疏，但最大的原因系海運不爽，貨品往往不能如願辦到。二來因為匯率逐日慘跌，本局也不敢多量添貨，所以去年是敷衍時期，今年才能算是步入營業的正常軌道。」
人事調動突顯局勢艱辛
同年11月2日，在加東東園陳岳書住處召開全體大會。中國國立英士大學畢業的陳孟哲與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陳金鳳完婚後一同來新，其名字首次出現在會議紀錄中。陳岳書發言：「本局自三月廿三日開全體會議後，因王經理回國二月余，學期又接踵而到，故延遲至今才開第二次同人大會。本局經理王子豪先生因負擔繁重，於去年已提出辭職，我曾力為挽留。最近王經理向外投資成就，店務非他負責不可，所以復向我提出辭職，我們為他前途計，也就不敢不贊成了。本局過去經理許可及汪念慈兩先生之辭職，亦均系因發展前途，但其精神上時常與本局聯絡，而不發生誤會。王經理亦然，其對本局服務具悠久歷史，其對本局同事亦甚融洽。以後同事間如有不明了之處，可隨時詢問王經理，他是願意幫忙的。王經理既已決定辭職，本局即需要一位主持人主持店務。茲經局部商量後，決定聘請溫平先生擔任。但溫先生在南僑日報尚有責任，一時不能完全擺脫前來，目前只得兼任，所以仍賴各同事通力合作，互相幫助，以維持正常營業焉。饒力吉先生亦為本局舊同事之一，後來在外自力經營，最近需要歸來，而本局亦感需要饒君幫忙，同時亦聘定了饒君。」
在1948年5月23日於加東東園召開的上海書局同人大會上，溫平在分析當年生意情形時提到，上海書局「進一步可能做出版」：「如門市批發均好，則調整人手，悉心研究出版問題。此外較有關係者乃印刷，印刷已獨立化，故可放開，如生活（印書館）價錢不合，可向外添辦。」1949年2月6日在書局批發部召開的上海書局同人大會上，溫平任大會主席。他將上海書局的工作分為營業、出版、事務及帳務四個部分，並希望以上四個部門「要能夠聯絡好」，「如聯絡得不好，可由秘書處設法補救及予以幫助。」秘書處負責人為饒力吉。
時局波及書局
1949年度第二屆上海書局同人大會在生活印書館樓上由陳岳書主持召開。他在發言中道出了諸多苦衷：「一、滬來源斷絕，二、課本受阻，三、孟哲君和溫平君發生事故。（以上三件事）均為本局之不幸事。此次叔暘先生由國內來，曾苦勸溫平君，才得溫平允幫忙支持下去。按本局章程，六月底即須開會，不料延到今天才開，乃因近來本局生意損失特大。望過去之事成為過去，以後希望能與以前一樣收入能敷支出。」
1951年11月13日，上海書局召開該年度第二次同人大會。陳岳書主席開場發言：「各位同事，我早想開會請各位來談談。溫先生於六月五日被政府叫去，我總希望他能早日出來，大家開會一下。至今已是十一月半了，年尾將到，因此這個會似不開不行。各事待研究的甚多。」「溫先生一周後要提審，我們希望只不過是『懷疑』，審後可以出來。」但是事與願違，溫平終因崑興輪事件被英國殖民地政府驅逐出境。
▲1951年，上海書局創辦人
陳岳書（左）和王叔暘合影
1952年5月31日，上海書局該年度第一次同人大會召開，陳孟哲出席會議。陳岳書主席告訴大家：「本局創辦於1925年，及至1950年皆為私人營業。自1951年起改為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組織，不能逾圍。本局在歷史上說，最初系營新文藝書，而至文具，再至教科書。戰後又進而出版課本及學校用書。由此看來，本局的營業是在軌道上跑。今年來新文藝書來路較困難，但本局因歷史上的關係是不能放棄的……」在公布1952年薪金細則時決定，王叔暘先生薪水自6月1日起取消。另外關於修改公司章程事，會議推舉以下六位同事負責修改事宜：陳孟哲、凌輝雲、王弘人、史廷芳、賴群進、詹道平。陳孟哲在溫平之後成為戰後上海書局的第三任經理。
1955年7月17日，上海書局該年度第一次全體大會召開。陳岳書開場白：「依照公司慣例，每年最少開大會兩次，必要時三次或四次。今年開會較遲的原因，第一是三月底編輯部兩位同事離職，致經理部工作較忙。第二是五月間陳孟哲經理又提出辭職，其辭職的原因第一嫌職權不夠，第二是個性問題，想另外自求發展。經多方面挽留不獲，故照准其辭職了。馬華版課本，原可在今年全部完成，但因上述同事之辭職而停頓了。最近，我和戰前生活書店經理包思井先生商量，他很同情我，經其考慮之後遂接受屈就經理職。包先生早年是在國內研究經濟學的，戰前曾任本坡生活書店經理，戰後與各方面的關係甚大，又自創印務館，個人事業是相當忙的。」於是，包思井成為戰後上海書局的第四任經理。
兩經理主持大局
1956年11月4日，於上海書局批發部召開的會議上，陳岳書說明開會的目的之一是：「本局增聘老經理王子豪先生回來。王先生在1947年前為本局經理，嗣後自營中國貿易公司。最近包先生因感編輯部工作忙碌，對於店務及營業不能兼顧周到，故而介紹王先生回來，並徵求王先生意見，乃四個月前之事矣。最近王先生曾赴香港一次，我特去函香港與王先生談。自本月份起，王先生正式到店辦公。包先生的意見，由王先生負責重些，但我認為王、包兩人均一樣為經理。王先生負責進貨、銷貨、同行及同事間管理、聯絡方面，包先生則負責出版、編輯、學校、文化團體方面……我們做書生意，第一是賺錢維持生活，但也是服務性的，最重要還是事業……」
王子豪在發言時說：「各位，我記得我離開上海書局是在1947年10月底，距今九年了。在這幾年中，我做別的事業，但與上海書局尚有些關係，故略知一二。現在同事增加，範圍也大了，由販賣而進到出版。我能回來同各位一起做事，非常高興。」包思井在發言時表態道：「由於我與外界接觸，感到對店內工作之不夠，可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來亞發展到獨立，出版事業是很重要的，我對各方面的工作，因編輯工作不能分身。馬華版將出齊，年底正是推銷最大關頭。倘推銷工作不完滿，則將影響到下學期課本銷路甚巨。故我認為，請王先生進來負起推銷之責任，當可收效很大。這事各方面都已談妥，咸認王先生進來，本局得益甚多，而我個人也表示非常歡喜，想各位也表同意。」自此，上海書局第一次由兩位經理同時主持業務。
包思井即包世俊，上海人，本專業是財務，生活書店新加坡分店的創店會計，後來升任為經理。在二戰時流亡印尼期間，包思井勤奮研習印尼文，在戰後出版了由他撰寫的《印度尼西亞辭典》《印尼語語法》《高級印尼語讀本》等專著，成為印尼語專家。在他的主持下，上海書局的出版事業得到長足的進步。包思井於1966年9月辭職離開上海書局，他前後在上海書局長達10年，功不可沒。
1945年新加坡光復，百業待興。當時已有20年創辦歷史的上海書局重整旗鼓，再上征程。到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上海書局已創業40年。在這二十年間，先後有王子豪、溫平、陳孟哲、包思井四人出任上海書局經理，其中王子豪之後又二度加盟，把陳岳書、王叔暘開創的事業發揚光大，他們的名字及拓展華族文化事業的精神，彰顯出人生的格局，值得後人敬仰。
參考文獻：
[1]楊《新加坡書業公會十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書業公會出版，1957.
[2]《生活書店史稿》，三聯書店出版，2007.
[3]《店務通訊》（書店管委會編印），年份見內文。
[4]《上海書局會議紀錄》，新加坡上海書局自1945年新加坡自二戰光復後的手寫會議紀要，未出版。
（作者為本地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