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目前正在审查 2007 年至 2011 年间参与地铁规划的官员所购房产，以评估是否存在“实际违规行为”。此前，一份研究论文指称，部分公务员涉嫌“内幕交易”，在地铁站正式公布前，在相关地段“不成比例地”大量购房。
公共服务部门（PSD）在周五（9月25日）表示，论文中提到的统计模式令人担忧，但“这些数据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个体官员在相关时间点是否确实掌握了关于地铁站位置的非公开信息，或者此类信息是否影响了房产购买”。
PSD 在一份新闻稿中解释道：“例如，关于规划中的地铁线路和车站的信息或猜测可能已经公开，或者被用于营销新的房地产项目。”
“官员购买此类开发项目中的单位，其原因可能与非公开信息无关。这些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无需审查，但强调了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必须仔细检查每笔交易的原因。”
此次审查将涵盖 2007 年至 2011 年期间的房产购买行为（这也是论文中重点标注的时期），且这些房产位于随后被宣布为地铁站的地点附近。
PSD 表示，由于交易发生在较早之前，需要时间检索可用记录并审查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
隶属于总理府的 PSD 表示：“如果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官员利用非公开信息购买房产以谋取个人利益，该案件将被移交给警方进一步调查。”
PSD 在 9 月 14 日曾表示，正在审查该论文中的数据和方法论，并且“如果有实质性依据”，将把相关事项移交给贪污调查局（CPIB）。
规则与保障
PSD 表示，公共服务部门长期以来一直设有规则和保障措施，以防止官员利用非公开信息谋取个人利益。
这包括要求公职人员申报其购房情况、控制对敏感信息的访问，以及建立举报疑似违规行为的渠道。
PSD 补充说，这些规则和保障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加强。
“如今，如果官员掌握了可能与拟议的个人交易（无论是涉及房产、车辆还是金融工具）相关的非公开信息，必须在进行交易前申报并获得批准。”
“政府期望所有公职人员秉持最高标准的诚信。”
“一旦有理由怀疑官员滥用非公开信息谋取个人利益，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
“与此同时，关于违规行为的结论必须基于证据和每个案件的事实。”
这篇名为《社会规范能否替代执法？新加坡公职人员购房的证据》（Do Social Norms Substitute for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Public Officials' Home Purchases in Singapore）的论文本月由总部位于美国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布。
该论文尚未经过同行评审，作者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 Tomasz Piskorski 教授，斯坦福大学的 Amit Seru 教授和 Chun Zhao 先生，以及香港大学的张健（Jian Zhang）副教授。
NBER 是一个私立非营利研究机构，主要由研究资助、投资组合收入和慈善捐款资助。
论文核心观点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希望研究支持诚信的社会规范是否可以替代正式执法，从而威慑公职人员的违规行为。
他们将 199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在土地所有权登记处备案的私人房产交易，与三个数据源进行对比，以观察公职人员和其他个人的房产交易活动。
这些数据源包括：新加坡政府目录（Singapore Government Directory）公职人员在线数据库；房地产代理理事会（Council for Estate Agencies）的持牌房地产代理公开登记册；以及截至 2013 年新加坡居民的大样本人口统计详情和住宅地址的专有数据集。
研究人员将“在地铁站公开宣布之前，在规划车站附近购买私人房产”的行为，作为“获取特权位置信息的代理指标”。
他们在拟议的车站周围绘制了圆形缓冲区，并将其中的房屋定义为“目标”房产（主分析中使用 1 公里半径）。
随后，他们将公职人员的交易情况与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种族方面高度匹配的对照组进行了比较。
作者表示：“我们发现了公务员进行内幕交易的明确证据。”
“公务员在规划地铁站附近的购房强度高于匹配的对照组，且这种差异集中在公开宣布前的一到两年。”
作者通过统计模型推断，与对照组相比，公职人员在计划公布前两年大约多购买了 50 套目标房产，在公布前一年多购买了 63 套。
在公告发布后，公务员和对照组表现出相似的交易行为，作者认为这表明此前存在预判公告而进行的抢先购买。
他们指出：“粗略计算显示，与公告前的超额购买相关的目标房产总收购价值约为 1.38 亿新元。”
研究人员利用 ChatGPT 帮助标记公职人员的职级，发现“内幕购买集中在中层官员中”。
他们认为，中层官员与初级官员不同，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购买，且相比高级官员，他们面临的审查压力和名誉成本较低。
他们还发现，“内幕购买”在参与地铁线路规划的机构雇员中更为普遍。
研究人员还通过查询公职人员住宅地址的共同居住者或共同登记人来识别关联人员（为了方便表述将其称为“亲属”，而非必然有血缘关系）。
他们观察到，“公务员的亲属也参与了内幕购买，获得了超过基准的收益，并且平均比匹配的对照组更早退出投资”。
“总之，这些发现表明，公职人员及其亲属通过内幕购房获得了巨大的私人财务利益。”
在论文的致谢部分，作者表示他们从四位学者的讨论中“获益匪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Chang-tai Hsieh 和 Luigi Zingales，以及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Li Shengwu 和 Jesse Shapiro。其中 Li Shengwu 是前总理李显龙的侄子（两人关系疏远）。
一些在致谢名单中出现的新加坡学者随后与该论文撇清关系，其中两名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要求删除其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