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目前正在審查 2007 年至 2011 年間參與地鐵規劃的官員所購房產，以評估是否存在「實際違規行為」。此前，一份研究論文指稱，部分公務員涉嫌「內幕交易」，在地鐵站正式公布前，在相關地段「不成比例地」大量購房。
公共服務部門（PSD）在周五（9月25日）表示，論文中提到的統計模式令人擔憂，但「這些數據本身並不能證明任何個體官員在相關時間點是否確實掌握了關於地鐵站位置的非公開信息，或者此類信息是否影響了房產購買」。
PSD 在一份新聞稿中解釋道：「例如，關於規劃中的地鐵線路和車站的信息或猜測可能已經公開，或者被用於營銷新的房地產項目。」
「官員購買此類開發項目中的單位，其原因可能與非公開信息無關。這些可能性並不意味著無需審查，但強調了在得出任何結論之前，必須仔細檢查每筆交易的原因。」
此次審查將涵蓋 2007 年至 2011 年期間的房產購買行為（這也是論文中重點標註的時期），且這些房產位於隨後被宣布為地鐵站的地點附近。
PSD 表示，由於交易發生在較早之前，需要時間檢索可用記錄並審查每個案例的具體情況。
隸屬於總理府的 PSD 表示：「如果我們發現有證據表明官員利用非公開信息購買房產以謀取個人利益，該案件將被移交給警方進一步調查。」
PSD 在 9 月 14 日曾表示，正在審查該論文中的數據和方法論，並且「如果有實質性依據」，將把相關事項移交給貪污調查局（CPIB）。
規則與保障
PSD 表示，公共服務部門長期以來一直設有規則和保障措施，以防止官員利用非公開信息謀取個人利益。
這包括要求公職人員申報其購房情況、控制對敏感信息的訪問，以及建立舉報疑似違規行為的渠道。
PSD 補充說，這些規則和保障措施隨著時間的推移得到了加強。
「如今，如果官員掌握了可能與擬議的個人交易（無論是涉及房產、車輛還是金融工具）相關的非公開信息，必須在進行交易前申報並獲得批准。」
「政府期望所有公職人員秉持最高標準的誠信。」
「一旦有理由懷疑官員濫用非公開信息謀取個人利益，將對此事進行調查並採取適當行動。」
「與此同時，關於違規行為的結論必須基於證據和每個案件的事實。」
這篇名為《社會規範能否替代執法？新加坡公職人員購房的證據》（Do Social Norms Substitute for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Public Officials' Home Purchases in Singapore）的論文本月由總部位於美國的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發布。
該論文尚未經過同行評審，作者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 Tomasz Piskorski 教授，史丹福大學的 Amit Seru 教授和 Chun Zhao 先生，以及香港大學的張健（Jian Zhang）副教授。
NBER 是一個私立非營利研究機構，主要由研究資助、投資組合收入和慈善捐款資助。
論文核心觀點
研究人員表示，他們希望研究支持誠信的社會規範是否可以替代正式執法，從而威懾公職人員的違規行為。
他們將 199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間在土地所有權登記處備案的私人房產交易，與三個數據源進行對比，以觀察公職人員和其他個人的房產交易活動。
這些數據源包括：新加坡政府目錄（Singapore Government Directory）公職人員在線資料庫；房地產代理理事會（Council for Estate Agencies）的持牌房地產代理公開登記冊；以及截至 2013 年新加坡居民的大樣本人口統計詳情和住宅地址的專有數據集。
研究人員將「在地鐵站公開宣布之前，在規劃車站附近購買私人房產」的行為，作為「獲取特權位置信息的代理指標」。
他們在擬議的車站周圍繪製了圓形緩衝區，並將其中的房屋定義為「目標」房產（主分析中使用 1 公里半徑）。
隨後，他們將公職人員的交易情況與在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種族方面高度匹配的對照組進行了比較。
作者表示：「我們發現了公務員進行內幕交易的明確證據。」
「公務員在規劃地鐵站附近的購房強度高於匹配的對照組，且這種差異集中在公開宣布前的一到兩年。」
作者通過統計模型推斷，與對照組相比，公職人員在計劃公布前兩年大約多購買了 50 套目標房產，在公布前一年多購買了 63 套。
在公告發布後，公務員和對照組表現出相似的交易行為，作者認為這表明此前存在預判公告而進行的搶先購買。
他們指出：「粗略計算顯示，與公告前的超額購買相關的目標房產總收購價值約為 1.38 億新元。」
研究人員利用 ChatGPT 幫助標記公職人員的職級，發現「內幕購買集中在中層官員中」。
他們認為，中層官員與初級官員不同，擁有足夠的資源進行購買，且相比高級官員，他們面臨的審查壓力和名譽成本較低。
他們還發現，「內幕購買」在參與地鐵線路規劃的機構雇員中更為普遍。
研究人員還通過查詢公職人員住宅地址的共同居住者或共同登記人來識別關聯人員（為了方便表述將其稱為「親屬」，而非必然有血緣關係）。
他們觀察到，「公務員的親屬也參與了內幕購買，獲得了超過基準的收益，並且平均比匹配的對照組更早退出投資」。
「總之，這些發現表明，公職人員及其親屬通過內幕購房獲得了巨大的私人財務利益。」
在論文的致謝部分，作者表示他們從四位學者的討論中「獲益匪淺」：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 Chang-tai Hsieh 和 Luigi Zingales，以及哈佛大學經濟學家 Li Shengwu 和 Jesse Shapiro。其中 Li Shengwu 是前總理李顯龍的侄子（兩人關係疏遠）。
一些在致謝名單中出現的新加坡學者隨後與該論文撇清關係，其中兩名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者要求刪除其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