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观察]新加坡华族200年

2019/01/25   •   8505阅
新加坡华族在200年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对新加坡的发展和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元朝航海家记录的华人足迹,到1819年开埠后的融合,再到现代新加坡的繁荣,华族持续贡献其商业精神、社会凝聚力以及独特的文化基因。本文探讨了新加坡华族如何塑造了这个城市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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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年前,元朝航海家汪大渊的《岛屿志略》记载了单马锡岛上有华人居住。新加坡河口考古发掘的许多宋元陶瓷碎片,以及莱佛士登陆前的新加坡已有华人存在的记录,都显示华人与新加坡早有渊源。

1819年新加坡开埠,不但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捩点,更是华族及其他友族和新加坡融合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

在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末到新世纪初,先后有三波华人移民潮(其他友族移民情况也大致相同)南来,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成为新加坡华人。第一和第二波华人移民,以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的福建及广东地区族群为主,还有部分早期的区域华人移民,形成新加坡华族的主体;第三波移民主要则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许多新移民,丰富了新世纪新加坡华族人口的内涵结构。

200年来,新加坡华族在经济、社会、文化三大层面,对新加坡的成长和国家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

华族与新加坡经济

19世纪的第一波华人移民,有华工也有华商,并迅速发挥华人最擅长的经商精神,奠定了新加坡作为商埠经济的基础。

早年南来的各大方言群,如闽南人的航运与贸易业、潮人的贸易与种植业、粤人的工商与服务业、福州福清与莆田人的交通与木材业、客家人的中药业、琼人的餐饮业等,均各具行业优势,整体构成一个商埠或城市经济规模。

如19世纪闽人领袖陈金钟(1829年至1892年)是新加坡最大的米商、潮人领袖佘有进(1805年至1883年)被誉为新加坡“甘密王”、粤人领袖胡亚基(1816年至1880年)的洋货供应事业等,都是各行业的领袖人物。

20世纪上半叶前期,第二波华人移民及早期移民的后裔,更以初期资本积累,结合西方技术及经营模式,除了继续经营传统的种植业与转口贸易,也开始进军银行业和保险业,以及产品加工业,如橡胶加工、生产凤梨罐头、还有水泥、火柴、肥皂、食品等早期工业经济。

这时期也出现有华人资本集团性企业,如林秉祥(1873年至1944年)1911年创办的和丰集团,就是拥有银行、航运、水泥、钢铁、大米以及信局、种植园等多种经营的大型企业,形成多元化经营的大规模企业经济。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20世纪下半叶,新加坡华商更全面配合国家经济发展的策略,积极转型,成为新加坡经济结构重要的民间基础与成长力量。

华族与新加坡社会

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华人宗乡组织——会馆,在建国前150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结构里最重要的功能组织单位,积极发挥族群自助、自律、自治的多重功能。

早期的宗乡会馆基原是各方言帮群本身的互助组织,相当于族群的社会安全网,成为维持新加坡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支点。

随着时代发展,本地华族会馆更延伸发展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在社会、经济、文教、福利等各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形成民间重要的社会凝聚力、动员力量及发展动力。

例如推动文教。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新加坡华族通过会馆进行社会动员,创办了数百所学校,建立起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民间教育体系,并让重视教育观念深入民心,为新加坡建国后的教育事业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以各方言帮群为基础的宗亲组织,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很早就有跨帮群的合作意识与实践,如在20世纪初由粤闽潮琼各帮合作经营的慈善医疗机构同济医院,以及1906年由所有华商人合作创办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业缘组织的各行业公会,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跨帮群色彩。

虽然宗乡会馆并非经济组织,但会馆与各种业缘组织的人事往往高度重叠,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具有积极作用。

百年来华族各功能组织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为建国后的新加坡社会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华族与新加坡文化

200年来,新加坡华族在经济、社会、文化三大层面,对新加坡的成长和国家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

华族为新加坡四大种族之一,华族文化自然成为构成新加坡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

儒家文化,是华族文化的主轴,但因社会环境不同,新加坡华族继承的传统政治观念与儒学部分有限,主要是个人伦理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

儒家伦理很重视人际秩序与责任义务,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由个人和家庭、社会及国家,均贯彻这一价值观念,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

儒家伦理所讲究的个人道德修养,还包括勤奋、节俭、自律、推己及人的道义精神。

新加坡华族文化,也具有移民文化的两大精神。一是适应与包容。移民族群定居异域,不但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也必须和共同生活的其他友族和谐共处,这就包括了善于妥协与包容,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

二是改变与创新。移民族群的生活环境,与祖居地不同,许多传统必须因时制宜而调整或改变。例如源自传统宗法社会体制的宗亲组织,在本地就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能自我调整与改变的务实精神,往往就是推动创新的动力。

200年来, 新加坡华族文化,和其他友族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今天的新加坡文化和精神风貌,成为我们宝贵的的文化基因和新加坡精神。

(作者是本地作家、前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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