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新加坡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一场拍摄悄然改变了几位国大学子的命运。
那一天，在双溪布洛
那天，被誉为“自然之声”的大卫·阿滕伯勒爵士（Sir David Attenborough）来到了新加坡。当时已80岁高龄的他，正为BBC纪录片《冷血生命》（Life In Cold Blood）取景，拍摄食蟹蛇，地点就在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
摄制组之外，现场还有一群难掩激动的年轻人——他们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国家公园局（NParks）和当时莱佛士生物多样性研究博物馆（即今天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的粉丝与志愿者。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协助拍摄，更是一场与偶像的会面。
作为行程协调人，国大生物科学系高级讲师N. Sivasothi回忆，三个小时的紧张拍摄结束后，阿滕伯勒爵士亲切地与大家见面交流。当时谁也未曾料到，这次短暂的互动，将深刻地影响许多人未来的道路。
偶像的一句话，影响了一代人
“他鼓励我走出新加坡，去追求自然保护事业。”这句话，Gopalasamy Reuben Clements记了十几年。2006年，他还是国大一名27岁的生物学硕士生，将自己关于马来西亚一种濒危蜗牛的论文送给了阿滕伯勒。偶像的鼓励，点燃了他前行的动力。如今，Clements博士已是伦敦动物学会的专家，致力于为东南亚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对国家公园局森林生态学首席研究员James Gan来说，这次会面则是童年梦想成真。14岁时，父母送给他一本阿滕伯勒的著作《生命之星》（The Living Planet），点燃了他对野生动物的热情。当天，他负责确保红树林沼泽的路径便于80岁的爵士通行。他记得，阿滕伯勒穿着标志性的蓝色衬衫，仿佛直接从电视屏幕里走了出来。
最让Gan难以忘怀的，是阿滕伯勒的专注。“他真的在与我交谈，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这份尊重与鼓舞，让他更坚定了保护新加坡本土动植物的决心，并在此后参与合编了《新加坡红色名录》第三版，为本地一度绝迹的东方冠斑犀鸟的回归做出了贡献。
同在现场的，还有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Joelle Lai博士。她回忆道：“小时候，我感觉就像通过他的纪录片环游了世界。家人想出门，我宁愿待在家里看他的节目。”阿滕伯勒数十年如一日的热忱与乐观，至今仍让她深感敬佩。
他对那一代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人因此走上了生物学研究、教育或管理的职业道路。 不止于一次拍摄
阿滕伯勒的这次新加坡之行，影响的远不止几位年轻人。James Gan补充说，当时新加坡正大力推动从“花园城市”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向转型，这位国际自然史巨星的到来，无疑为本地的环保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在那之后，阿滕伯勒与新加坡的缘分仍在继续。他在后来的电视系列片《地球脉动II》（Planet Earth II）中特别介绍了新加坡的绿化成就，并在六集纪录片《野性都市》（Wild City）中深入探索了这里的野生动物。
当年负责接送阿滕伯勒的志愿者Cynthia Lee，如今已是国大的一名行政主管。她回忆，工作结束后，阿滕伯勒在文华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举办晚宴，感谢少数几位志愿者和摄制组成员，展现了他谦逊亲和的一面。“他本可以退休享福，却仍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环保和可持续发展。”Lee称他为自己的“科学英雄”，是教育了几代人的导师。
📌 要点总结
✦ 2006年，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大卫·阿滕伯勒为拍摄BBC纪录片到访新加坡，与国大师生及研究员会面。
✦ 这次会面对多位国大学子产生深远影响，激励他们投身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学研究事业。
✦ 阿滕伯勒的到访也为新加坡的自然保育事业发展注入动力，他在此后的作品中也多次聚焦新加坡。
你的偶像，又曾如何激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