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已将其亚洲总部从香港搬迁至新加坡，同时将其在亚洲的业务重心也随之转移。
据法新社消息，该报总编辑Emma Tucker在5月2日的周四向员工发出内部通知，提到《华尔街日报》将其亚洲业务重心从香港搬迁到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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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ker在通知中提到，新加坡将成为《华尔街日报》新商业、金融和经济团队的大本营，负责报道包括中国股市、房地产市场、电动汽车等在内的新闻。
据香港《明报》报道，部分香港的新闻工作人员将被调派到新加坡或其他亚洲地区，但有多名驻港记者和编辑被裁退，裁员人数超过了香港驻站团队规模的一半，导致该报在香港的驻站人员数量将降至个位数。
以严格的传播法而闻名的新加坡
新加坡以其严格的媒体法律和对国外势力介入国内政治的高度敏感而著称。《华尔街日报》在1987年就遭遇了这样的问题，当时新加坡政府未能完全刊登其对一篇关于本地股票市场文章的回应，并因此将《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的发行量缩减至仅400份。其他几家知名出版物，如《国际先驱论坛报》、《经济学人》和《时代》杂志，也曾面临过类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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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西方媒体公司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时，往往表现的十分谨慎，它们的新闻编辑和评论方式与新加坡的立场存在冲突，即外国人，包括外国媒体，不应参与新加坡国内政治，这是新加坡国民的专权。
尽管外国出版物在国际读者中享有出版自由，但一旦它们针对新加坡问题发表评论，尤其是针对当地居民时，就可能被视为干预国内政治，这是新加坡《报纸和印刷机法》所不容许的。
新加坡法律和内政部长尚穆根上个月对《经济学人》一篇文章进行了公开批评，表面了当地政府对媒体监管的持续警惕。虽然官方没有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但部长对杂志关于领导层更迭评论的尖锐指责，无疑给新闻界敲响了警钟。
《华尔街日报》为什么选择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在努力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旨在打造一个对商业和人才具有吸引力的环境，同时防止不必要的外部干扰。对于包括媒体在内的外国公司，新加坡既表现出欢迎的态度，又通过监管法律来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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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国媒体在新加坡的驻扎，当局视其为一种宝贵的资产，它不仅提供了宣传的机会，同时也让这个城市国家能够吸引那些崇尚新闻自由的知名媒体人。
这一点从历史角度来看并未改变。1990年，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演讲时提到，香港为外籍记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地方，让他们能够在一种优越自信的氛围中观察和评论亚洲事务。他说：“在东京、首尔、台北、马尼拉、曼谷、吉隆坡或雅加达等其他城市，外籍人士无法享受到同样的舒适环境。”
如果李光耀的观点正确，那么新加坡也不应被排除在外。到了1997年，新加坡的形象可能与它所塑造的那种有序但缺乏活力、高效但沉闷且专制的形象有所不同。
这种宣传策略是三十多年前提出的，而《华尔街日报》选择在新加坡设立机构似乎是对新加坡这种策略的又一次肯定，尽管这一肯定来得有些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