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降级席卷了整个东南亚。我决定执行“断舍离”的三清政策，从几百条裙子里，找了一批波西米亚风，设计精美，质量过硬，适合办公室、或者旅游度假、下午茶等各色场合的衣裙，以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价格，在二手app挂牌。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最让我这个曾经的时尚专栏作者自豪的连衣裙们竟无人问津。唯一的一笔交易，是一位马来朋友用3块钱新币（与人民币汇率为1：5）抢购走了我几件旧旧的T恤。
和在新加坡二手市场纵横驰骋多年的朋友阿花聊天，终于一解我心头之谜。在本地的几个二手app上，最好卖的依次是电器、婴儿用品，还有运动装备，至于时尚类的需求，“是没有的”。究其原因，这就是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必有的“低需求”，特别是在经济滞胀时期，人们如同暴风雨前树下的蚂蚁一样，预先感知到了危险的来临，因此提前准备粮食，以助于顺利过冬。
“低需求”经济其实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代留下的阴影更重。在威廉·曼彻斯特的史诗级巨著《光荣与梦想》中，有对这一段历史和民众的际遇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下，中产阶层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直线坠落，富豪们捂紧了钱包，却也挡不住通货膨胀下的货币贬值。稍稍幸运的是蓝领们，因为不管经济如何变化，人们总得满足基本的吃穿住行，于是这些致力于服务业的人们本就过着消费水平不高的生活，相对受到的心灵上的冲击还能勉强承受。
大萧条时代结束后，直到今天，美国人依然保留着大萧条带给他们的某些“低消费”的习惯。对此，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的就是，大多数普通的美国家庭，在衣着上不太讲究，一件旧T恤穿上几年也并不在意；在吃上，更是汉堡加可乐，管饱就成；他们最快乐的事情，大约是一家人开着敞篷车享受公路旅行。
日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人追求简单生活的理念亦贯彻了整个国民的集体性人格。优衣库的成功正是这一种低需求经济所催发的产物。它的创始人柳井正是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家心中的教父，他奉行“极简设计、低价良品”的销售策略。在2009年的又一轮金融危机中，优衣库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分别达到6820亿日元和1080亿日元，和其他在数字上直线坠落的服装品牌相比，可谓逆势崛起。
和上述发达国家一样，新加坡的国民经济特性之一也是低需求经济，以至于在这里“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一般来说是并不可行的。在新加坡最繁华的乌节路，或者市中心的来福士商场，穿着大裤衩和人字拖这一“国民标配”的人们抢购昂贵的运动装备或者电器用品，是常有的事儿。
他们在时尚上放弃了自我，以追求舒适为主，但在追求个人爱好、充电培训或者孩子的教育上都是投入了不菲的金钱。我常常遇见在乐器中心自得其乐打鼓的白头发老年人，学费大约是一个月3000新币。再比如一家早教中心，三个月每天三小时的幼儿培训，大约需要5000新币。
低需求经济在中国悄悄地萌发着。“方便面、榨菜、二锅头”号称消费降级的典型模式，君不见，中国最大的榨菜企业在几个月内价格涨了两次，股票也是长盛不衰。我在之前的一篇专栏《互联网企业家上市敲钟穿什么》里写到过：对很多极客型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来说，穿什么衣服，从来不是他们考虑的范畴。在物质层面上，他们几乎贯彻了极简主义者的一切原则：将繁琐的对于食物、穿着以及其他的生活观念，切实落实到味千拉面、优衣库以及红眼航班这些务实的平价消费品之上。
写到这里，我也许该反省一下自己曾经的消费观念，将大部分辛苦挣到的钱用于追逐最新款口红、服装、名牌包包的乐趣上。全民“断舍离”不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