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调查发现，销售员等蓝领工作者对工作的认同感相对较低。（海峡时报）
作者 李国豪
新加坡学历至上、崇尚文凭导致社会发展不公的现象，近年来引来越来越多重视。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自去年以来，已在不止一个场合谈及这项课题。
他指出，新加坡不够珍视那些用双手、用心劳动人们的贡献，大学毕业生与其他学历者的收入差距，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亦在其2023年新年献词中表达对此课题的重视。她呼吁各界应给予那些高技能、对经济至关重要，却不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应有的肯定。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前天（16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就直接点出了在文凭主义横行的新加坡，尚有一批仅受中学教育的本地雇员，亟需在经济形态改变的过程中获得协助。
除了在自动化及数码化过程中面临被取代的困境，调查也发现，教育程度较低者，对自身工作的认同感也相对有限，这或将导致这类工作者对增进工作技能的企图心不足。
根据报告，在新加坡的230万人劳动队伍中，有23%是持有中学学历者，41%则是持有大学学历者。
这项去年10月针对1010名新加坡员工展开的调查显示，俗称的蓝领工作者较不倾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受访的文员、销售员与服务员当中，只有42%认为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生产、交通工作者、清洁工及加工劳动者也仅43%认为自己的工作有意义。
相较之下，俗称白领工作者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PMET）则显得自信满满，高达64%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
同一份调查也发现，46%的文员、销售员与服务员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有正面影响；55%的生产、交通工作者、清洁工及加工劳动者这么觉得。
至于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PMET），更有多达61%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有正面影响。
学历较高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PMET）普遍对自身工作更感自信。（海峡时报）
蓝领工作者对自身工作较不自信的趋势其来有自。
报告指出，数十年来新加坡偏重知识型工作，而非技术型或服务型工作，导致蓝领工作者相对不认为自身工作有意义，也不觉得自身工作对世界带来正面的影响。
调查也发现，教育程度较低者对自身工作角色未来因科技等因素改变的自觉较低，也对更换工作感到更忧虑。
但教育程度较低者，恰恰又是自动化及数码化趋势中更易被取代的劳动者。
他们也是经济下行时，往往最容易失业或被淘汰牺牲掉的群体。
在疫情期间，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低收入家庭所受冲击最大。
2020年，收入最低10％的受雇居民住户人均月入跌幅在所有收入阶层中最显著。其次是收入第11至20百分位的受雇居民住户。
如果没有任何措施缩短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者间的鸿沟，本地的社会流动恐将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教育程度较低者的后代们，恐怕也将面临机遇和资源较其他同侪稀缺的劣势，因而加剧收入不均等社会不平等现象，社会流动进一步僵化。
教育程度较低者的相对剥夺感，可能“遗传”给下一代，导致社会流动进一步僵化。（联合早报）
第四代团队已有政治决心改变这一现象？
继去年10月的发言后，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前天（16日）在“新加坡透视”（Singapore Perspectives）论坛上也再度强调，如果无法确保工作报酬公平，将对社会契约造成负面影响。
举例来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中位数分别是工艺教育学院毕业生的近两倍及理工学院毕业生的1.5倍。
他说，这将导致一些人可能为了一纸文凭，而选择与自身强处或兴趣不一致的学位课程，或被迫选择所受培训以外的职业。
据《联合早报》报道，黄循财表示这将导致配对工作更苦难，并加剧国人盲目追求文凭而带来更多担忧与焦虑。
他强调，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新加坡必须投资高质量的工作，确保行行出状元：
“这不仅是重塑劳动力市场，我们也得改变对工作的看法，接受更广泛的‘好工作’定义。我们也得肯定技能和能力，而不是过于注重文凭。”
黄循财多次提到本地过度重视文凭的问题。（联合早报）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hew Han Ei则对《海峡时报》表示，他希望这份调查报告能点明减少社会不平等的方向，例如政府该如何介入及资源如何投入：
“有政治决心重视手工艺工作是令人振奋的。只要有政治决心，社会就能一同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