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調查發現，銷售員等藍領工作者對工作的認同感相對較低。（海峽時報）
作者 李國豪
新加坡學歷至上、崇尚文憑導致社會發展不公的現象，近年來引來越來越多重視。
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自去年以來，已在不止一個場合談及這項課題。
他指出，新加坡不夠珍視那些用雙手、用心勞動人們的貢獻，大學畢業生與其他學歷者的收入差距，也可能帶來一些問題。
新加坡總統哈莉瑪亦在其2023年新年獻詞中表達對此課題的重視。她呼籲各界應給予那些高技能、對經濟至關重要，卻不需要大學文憑的工作應有的肯定。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前天（16日）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就直接點出了在文憑主義橫行的新加坡，尚有一批僅受中學教育的本地雇員，亟需在經濟形態改變的過程中獲得協助。
除了在自動化及數碼化過程中面臨被取代的困境，調查也發現，教育程度較低者，對自身工作的認同感也相對有限，這或將導致這類工作者對增進工作技能的企圖心不足。
根據報告，在新加坡的230萬人勞動隊伍中，有23%是持有中學學歷者，41%則是持有大學學歷者。
這項去年10月針對1010名新加坡員工展開的調查顯示，俗稱的藍領工作者較不傾向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受訪的文員、銷售員與服務員當中，只有42%認為自己的工作有意義。生產、交通工作者、清潔工及加工勞動者也僅43%認為自己的工作有意義。
相較之下，俗稱白領工作者的專業人士、經理、執行人員和技師（PMET）則顯得自信滿滿，高達64%覺得自己的工作有意義。
同一份調查也發現，46%的文員、銷售員與服務員認為自己的工作對世界有正面影響；55%的生產、交通工作者、清潔工及加工勞動者這麼覺得。
至於專業人士、經理、執行人員和技師（PMET），更有多達61%認為自己的工作對世界有正面影響。
學歷較高的專業人士、經理、執行人員和技師（PMET）普遍對自身工作更感自信。（海峽時報）
藍領工作者對自身工作較不自信的趨勢其來有自。
報告指出，數十年來新加坡偏重知識型工作，而非技術型或服務型工作，導致藍領工作者相對不認為自身工作有意義，也不覺得自身工作對世界帶來正面的影響。
調查也發現，教育程度較低者對自身工作角色未來因科技等因素改變的自覺較低，也對更換工作感到更憂慮。
但教育程度較低者，恰恰又是自動化及數碼化趨勢中更易被取代的勞動者。
他們也是經濟下行時，往往最容易失業或被淘汰犧牲掉的群體。
在疫情期間，官方統計數據顯示，低收入家庭所受衝擊最大。
2020年，收入最低10％的受僱居民住戶人均月入跌幅在所有收入階層中最顯著。其次是收入第11至20百分位的受僱居民住戶。
如果沒有任何措施縮短教育程度較高和較低者間的鴻溝，本地的社會流動恐將陷入停滯。
與此同時，教育程度較低者的後代們，恐怕也將面臨機遇和資源較其他同儕稀缺的劣勢，因而加劇收入不均等社會不平等現象，社會流動進一步僵化。
教育程度較低者的相對剝奪感，可能「遺傳」給下一代，導致社會流動進一步僵化。（聯合早報）
第四代團隊已有政治決心改變這一現象？
繼去年10月的發言後，新加坡副總理黃循財前天（16日）在「新加坡透視」（Singapore Perspectives）論壇上也再度強調，如果無法確保工作報酬公平，將對社會契約造成負面影響。
舉例來說，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中位數分別是工藝教育學院畢業生的近兩倍及理工學院畢業生的1.5倍。
他說，這將導致一些人可能為了一紙文憑，而選擇與自身強處或興趣不一致的學位課程，或被迫選擇所受培訓以外的職業。
據《聯合早報》報道，黃循財表示這將導致配對工作更苦難，並加劇國人盲目追求文憑而帶來更多擔憂與焦慮。
他強調，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新加坡必須投資高質量的工作，確保行行出狀元：
「這不僅是重塑勞動力市場，我們也得改變對工作的看法，接受更廣泛的『好工作』定義。我們也得肯定技能和能力，而不是過於注重文憑。」
黃循財多次提到本地過度重視文憑的問題。（聯合早報）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Chew Han Ei則對《海峽時報》表示，他希望這份調查報告能點明減少社會不平等的方向，例如政府該如何介入及資源如何投入：
「有政治決心重視手工藝工作是令人振奮的。只要有政治決心，社會就能一同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