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儿子儿媳带我们去吃樟宜机场里的纽约汉堡ShakeShack（在上海好像叫“昔客堡”），排队进场后找座位，我看到有个空桌，但桌上有一部手机。我以为是谁落下了，儿媳说不是的，这是人家用手机占座位的。我略微怔了怔，感觉这手机已经不是一部手机，而是一把锁，进而想起木心的诗句：“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有一种美好突然袭来，那是我未曾经历过的美好，也许是先祖遗留在了我的潜意识里，如梦相似。
而我记得的，却是我丢手机丢得几近崩溃的日子。
我用第一部手机是在1998年，花6000元买了一部所谓的数字机，可是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抽水马桶报废了，现在想起来都肉疼。后来又数次把手机丢在计程车上，丢在酒店里，丢在餐桌上，而且都是有去无回。我儿子还帮我丢过一回，他读大二的时候，暑假回来踢足球，把我给他临时用的手机放在场边，结果不翼而飞。后来发现这部手机一直在使用，并且经常拨打黄色热线，话费消耗得不少。我拨通那个电话，谎称是派出所的，要来抓他。那个笨蛋小偷，居然马上招供，给我寄了回来，还央求我不要告诉他们学校，因为他已经提交了申请，马上要入党了。
手机不仅昂贵，也越来越重要，联络、付款、打车、坐地铁，甚至浏览新闻，都离不开。过去我们出差，往往要检查“伸手要钱”四大件，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后来用了指纹锁，也不用现金了，但身份证和手机还是不能少。
可是新加坡的新新人类，却不把手机当回事，他们居然把手机丢在餐桌上，然后去领餐，不怕人家顺走，当然也没人顺。
这件事一直搁在我心里，让我正视一种差距。虽然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年轻一代的文明素养也有了很大提高，虽然新加坡人也不个个都是谦谦君子，但我们和他们还是有差距。这从一些文明的细节里看得出来。记得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时候，儿子竟然跟在我后面，把我随手丢下的纸屑默默捡起，制止我在非抽烟区抽烟，还有一次街道旁边有一辆很独特的自行车，我瞅了瞅，还准备摸一下，儿子大喝：不能碰人家的东西！
其实儿子刚到新加坡的时候，也有诸多不适应。我记得多年前他在QQ上给我说过一件事，那时他刚过来读研，去买饭。他说：哎，给我一份鸡饭！卖鸡饭的阿姨批评他，说你们中国来的孩子就是不懂礼貌，谁是哎？不会叫一声阿姨吗？儿子一下子懵在她面前：是啊，您说得很对，我心里也明白，可从来没叫过，还感觉叫不出口呢。
我一方面为儿子被文明薰染所欣喜，又为自己的文明程度跟不上而惭愧，暗暗下决心要纠正自己。但有一次在草地上看到很多鸽子，我正要把手里的面包丢给它们时，儿子则更加严厉地制止，说那可使不得，那甚至是违法的。其实我也知道新加坡有规定不允许喂野鸽，但我觉得这应该只是说说而已，我喂一下又怎么了？我这其实是在献爱心呢；再说四顾无人，谁知道我在违法？
我显然是把一种侥幸心理带了过来，把一种任性放诞、无视法规的习惯带了过来。
我不得不承认，新加坡人，这些闽粤沿海地区草根的后代，他们并不是人人都比我们富裕，更不是人人都比我们有文化有见识，可他们的言行举止却比我们文明很多。他们可以用手机占座，他们可能真的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们把微笑和对不起、谢谢挂在嘴边，他们碰到陌生人了，很多时候也会点头致意。
泱泱中华，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有文明之邦之许，悠悠苍天，魂兮归来。
作者：蔡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