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剛到新加坡的時候，兒子兒媳帶我們去吃樟宜機場裡的紐約漢堡ShakeShack（在上海好像叫「昔客堡」），排隊進場後找座位，我看到有個空桌，但桌上有一部手機。我以為是誰落下了，兒媳說不是的，這是人家用手機占座位的。我略微怔了怔，感覺這手機已經不是一部手機，而是一把鎖，進而想起木心的詩句：「從前的鎖也好看，鑰匙精美有樣子。你鎖了，人家就懂了。
有一種美好突然襲來，那是我未曾經歷過的美好，也許是先祖遺留在了我的潛意識裡，如夢相似。
而我記得的，卻是我丟手機丟得幾近崩潰的日子。
我用第一部手機是在1998年，花6000元買了一部所謂的數字機，可是一不小心就掉進了抽水馬桶報廢了，現在想起來都肉疼。後來又數次把手機丟在計程車上，丟在酒店裡，丟在餐桌上，而且都是有去無回。我兒子還幫我丟過一回，他讀大二的時候，暑假回來踢足球，把我給他臨時用的手機放在場邊，結果不翼而飛。後來發現這部手機一直在使用，並且經常撥打黃色熱線，話費消耗得不少。我撥通那個電話，謊稱是派出所的，要來抓他。那個笨蛋小偷，居然馬上招供，給我寄了回來，還央求我不要告訴他們學校，因為他已經提交了申請，馬上要入黨了。
手機不僅昂貴，也越來越重要，聯絡、付款、打車、坐地鐵，甚至瀏覽新聞，都離不開。過去我們出差，往往要檢查「伸手要錢」四大件，身份證、手機、鑰匙、錢包。後來用了指紋鎖，也不用現金了，但身份證和手機還是不能少。
可是新加坡的新新人類，卻不把手機當回事，他們居然把手機丟在餐桌上，然後去領餐，不怕人家順走，當然也沒人順。
這件事一直擱在我心裡，讓我正視一種差距。雖然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年輕一代的文明素養也有了很大提高，雖然新加坡人也不個個都是謙謙君子，但我們和他們還是有差距。這從一些文明的細節里看得出來。記得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時候，兒子竟然跟在我後面，把我隨手丟下的紙屑默默撿起，制止我在非抽菸區抽菸，還有一次街道旁邊有一輛很獨特的自行車，我瞅了瞅，還準備摸一下，兒子大喝：不能碰人家的東西！
其實兒子剛到新加坡的時候，也有諸多不適應。我記得多年前他在QQ上給我說過一件事，那時他剛過來讀研，去買飯。他說：哎，給我一份雞飯！賣雞飯的阿姨批評他，說你們中國來的孩子就是不懂禮貌，誰是哎？不會叫一聲阿姨嗎？兒子一下子懵在她面前：是啊，您說得很對，我心裡也明白，可從來沒叫過，還感覺叫不出口呢。
我一方面為兒子被文明薰染所欣喜，又為自己的文明程度跟不上而慚愧，暗暗下決心要糾正自己。但有一次在草地上看到很多鴿子，我正要把手裡的麵包丟給它們時，兒子則更加嚴厲地制止，說那可使不得，那甚至是違法的。其實我也知道新加坡有規定不允許喂野鴿，但我覺得這應該只是說說而已，我喂一下又怎麼了？我這其實是在獻愛心呢；再說四顧無人，誰知道我在違法？
我顯然是把一種僥倖心理帶了過來，把一種任性放誕、無視法規的習慣帶了過來。
我不得不承認，新加坡人，這些閩粵沿海地區草根的後代，他們並不是人人都比我們富裕，更不是人人都比我們有文化有見識，可他們的言行舉止卻比我們文明很多。他們可以用手機占座，他們可能真的做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他們把微笑和對不起、謝謝掛在嘴邊，他們碰到陌生人了，很多時候也會點頭致意。
泱泱中華，素有禮儀之邦之稱，有文明之邦之許，悠悠蒼天，魂兮歸來。
作者：蔡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