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程强上周三（23日）作为毕丹星涉嫌作伪证案的控方证人出庭供证。（联合早报）
作者 李国豪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因该党前国会议员辣玉莎对国会撒谎的“莎谎门事件”，遭控在国会特权委员会作伪证。 控方上周四（24日）完成举证。
早前，证人名单出炉后，令人稍感惊讶的是，控方证人一字排开，竟出现了工人党前党魁刘程强。
坊间因而热议，这岂非同室操戈，自相残杀？难不成两位前后任工人党党魁还有瑜亮情结不成？
但从法律角度来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却也没那么复杂。
毕丹星被控在国会特权委员会上作伪证。（联合早报）
不一定是“控方的人”
据亚洲新闻台报道，几位执业律师针对何谓控方证人作出了一番解释。
首先要划重点是，控方证人不尽然是“控方的人”。
虽然贴上“控方”证人这个标签，很容易让人直觉认为这位证人是“站在”控方那一方，但新加坡律师楼Fortress Law的董事Mark Yeo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必然。
因为对控方而言，传召特定控方证人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方证词，来建立控方所主张的事实。
在毕丹星一案中，毕
丹星是否在国会特权委员会作伪证的关键，在于他是否真的有在特定时间点告诉辣玉莎要澄清谎言。 铺陈整个时间线因此成为控方论据的要点，而刘程强作为控方证人的作用，正是提供整个时间线中所发生之事的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控方甚至会被迫传召一名对控方有“敌意”的证人，以建立特定事证。这类证人有时候会是已经认罪的共同被告。
只是“实话实说” 再者，除了专家证人，所有证人在法庭上提供的证词都只能是事实，而非意见。
因此，不论是控方证人或辩方证人，他们所提供的事证都必须是中立的。
证人有义务在审讯中毫无隐瞒地说出所有事实，不管他们所“支持”的是哪一方。
这其中也牵涉到，任何人一旦被传召为证人，便有义务出庭供证。
律师事务所Red Lion Circle的律师阿尼尔（Anil Balchandani）指出，在刑事案件中，警方通常会进行调查，并找出相关证人。
阿尼尔也是在“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前女佣洗脱偷窃罪”一案中，为被诬陷偷窃的前女佣利亚尼辩护的代表律师。
在为审讯进行准备时，控方会考虑需要通过哪些事实，证明他们的主张能排除合理怀疑。
接着，他们会考虑哪些证据（无论是书面或口头供证）能证明相关事实，进而决定他们要传召哪些证人。
在控方指示下，负责查案的单位会向法庭申请传票，并由查案官亲自送交证人，证人必须在传票提到的日期和时间出庭作证。
传票就是庭令，证人一旦拒绝出庭，即是违反庭令，法庭可发出逮捕令，证人将背负藐视法庭的法律责任。 而在法庭上不说实话的证人，也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在2020年“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前女佣洗脱偷窃罪”一案中，廖文良的儿子廖启龙就因涉嫌在审讯中作伪证而被判坐牢两周。
换句话说， 任何人都不得拒绝被传召为证人，也不能在法庭上说谎，即使在庭上所陈述之证词，可能对自己所“支持”的那一方不利。
任何被传召的证人皆有义务在法庭上道出事实。（联合早报）
刘程强在庭上说了什么？
刘程强的证词重点包括，他在2021年10月11日见过毕丹星和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并向两人建议，辣玉莎必须在国会上澄清谎言，而非采用召开记者会的形式。
辣玉莎后来在同年11月1日，即首次撒谎约三个月后，向国会澄清谎言。
刘程强也提到，他在2023年8月才知晓毕丹星等领导在2021年8月就对辣玉莎撒谎一事知情，他不知道工人党领导为何花这么长时间才揭露此事。
证词的另一重点是，刘程强指毕丹星和林瑞莲并未告诉他，他们是否已指示辣玉莎必须在国会澄清谎言，也没有告诉他是否已要求辣玉莎向父母坦白自己曾被性侵一事。
毕丹星（左）2018年从刘程强（右）手中接过工人党的领导棒子。（联合早报）
庭上讲事实，庭外说看法
法庭中能陈述的是事实。 至于看法和意见，只能在庭外说。
上周三（23日）结束作证后，备受瞩目的“明星证人”刘程强在法庭外受到各大媒体的围堵。
受询及毕丹星在“莎谎门事件”中的处理方式是否妥当时，刘程强认为毕丹星已经尽力而为，毕竟后者接手领导工人党的时间不算长。 “无论是新领导或组织的发展过程中，难免会有小挫折。”
他说，这是正常现象，也是一个学习过程，最重要的是能够团结整个政党。
“我相信毕丹星是个优秀的政治人物。他是个有能力、称职，且心怀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领袖。” 这番话，就是对其人其事的看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