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面前保持中立，自然成为新加坡最明智的选择。
只是这种“中立”带有明显的时代背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受到李光耀的影响，中国和新加坡彼此走得很近，两国领导人还实现了互访。
90年代，大批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考察，带回了保障房、公积金以及车牌拍卖制度。那时，新加坡从不掩饰和中国的渊源，街巷间常见条幅“讲华语，是福气，别失去”。
可到了2009年至2015年，新加坡的时任领导人便常常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大放厥词。
2018年之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关系紧张后，新加坡又主动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还不断提出美国对华脱钩破坏世界稳定等论调。
新加坡这些看似有些“墙头草”的行为，实质正是自身在地缘政治游戏中追求自主性和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即力求在保证自己地缘安全和经济联系基础上，努力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一席之地。
保持中立还有个重要因素，新加坡多年的威权政治虽然带来经济的强劲发展，国内福利保障制度完善，但新加坡人过得并不轻松。
2020年，在英国的一份世界国家的工作时间调查中，新加坡人的劳动时间位列墨西哥之后，为2238小时，排名世界第二；而在同期的疲劳度调查中，新加坡人的疲劳得分则最高，为7.2。
这个追求效率不养懒人的国度，没有最低工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人生轨迹从小学毕业的分流就已注定，成绩优异者成为社会精英，更多人则成为技术工人。
新加坡年轻人也越来越反感一成不变的生活，甚至在网络上愤怒留言“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吗？”
好在新加坡并不是固守不变的国家，只要需要，一切都可以变。
诟病已久的教育制度，被提上改革日程，全面改革时间设在2024年；圣淘沙的鱼尾狮，耸立20多年，曾是新加坡国家标志，因为地区开发，仍被政府下令拆除。
变与不变，其实都是新加坡经济奇迹的内核——灵动与务实。
……
2013年，李光耀在自己最后一本书《李光耀观天下》中，回忆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刻。
欢迎晚宴上，邓公举杯向李光耀请教国家管理的成功经验。
李光耀说：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是从中国的广东、福建南下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你们却很多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我相信，凡是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也一定能够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
书中最后写道：
“他返回中国后，说服人民需要向世界开放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始兴旺的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头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