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发史上一个重大创举和成功范例，就是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共建的苏州工业园区。
如今苏州可以与比肩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深圳，苏州工业园区可谓功不可没！14年来，苏州工业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30%以上，人均GDP接近德国……
本文是原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在2008年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写的回忆文章。作为创建园区的亲历者，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陈焕友在文章中披露了很多苏州工业园区创立前后不为人知的有趣细节，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1、会谈中，我和李光耀资政都叮嘱双方记者，千万不要把有关200亿美元投资一事传出去。哪知当晚中方一位记者就向香港发表了一则消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和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在苏州签定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大项目。这个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很大震动，给我们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2、我们正在与新加坡洽谈的苏州工业园区，尽管采用“合资开发”形式，但也属“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虽然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国内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好，但几年前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卖国爱国”的无端争论犹在耳边。
3、我对朱镕基同志说：“我是个地方官，要代表中方去，最好国务院对外有个说法，这样对新方好交代。”他说：“好！对外就说，陈焕友同志受国务院委托，代表中方和新方会谈工业园区项目并草签协议。
陈焕友，男，1934年1月生，江苏南通人，大学学历。195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共建苏州工业园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自1994年2月26日中新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以来，14年弹指一挥间，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长为一个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先进位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科研教育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成为既出物质文明成果又出精神文明成果的现代化、国际化、园林化新城区，成为江苏、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都有重要影响的对外开放窗口。
今年（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苏州工业园区创建的艰难历程，我作为参与者、推动者之一，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一友好交往 抓住机遇
1990年4月，我国向全世界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为新形势下坚持改革、扩大开放注入了强劲动力。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掀开了新的篇章。
1992年9月下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副总理王鼎昌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会见后，提出要到江苏的无锡、苏州看看。外交部通知我省做好接待安排。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亲自倡导，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当时我是江苏省省长，很想学习新加坡快速发展、社会管理的经验，为江苏建设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生活富裕、法制健全、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省份提供借鉴。我与时任省政府秘书长段绪申、省外办主任吴冬华等同志一道，从南京专程赶到无锡硕放机场迎接李光耀资政一行，9月30日和10月1日全程陪同，先后在无锡、苏州参观考察。
90年代初的江苏经济，刚刚走过80年代被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正在实施接轨浦东和沿江、沿海、沿东陇海线“三沿”发展战略，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全省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筹划建设苏中、苏北高等级公路以及几座新的长江大桥，抓紧建设太湖、淮河水利工程和以电力为主的能源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们还在酝酿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等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各类人才的方案。在经济体制加快转轨，开放型经济蓄势待发的重要时刻，接待好李光耀资政一行，当面请教新加坡发展现代经济的理念和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将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送上门来难得的学习借鉴和交流沟通良机，我让省外办特地从上海租了一辆加长的奔驰轿车，用于接待李光耀资政一行，既减轻客人的旅途疲劳，也为我和李光耀资政边看边谈提供便利。车上坐了6个人，李光耀资政坐在后排中间，李夫人和我分别坐在他的两旁，中排的座位坐着翻译，前排坐了司机和警卫。我一面陪同李光耀资政参观，一面抓紧时间与他交谈。我向他提了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他也向我了解江苏省特别是苏州、无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情况，双方谈意甚浓、兴趣盎然。在太湖的游船上，在苏州的园林里，我们一边欣赏江南美景，一边讨论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最后，我在苏州竹辉饭店为新加坡客人举行告别宴会，席间宾主交谈甚欢，气氛热烈。我问李光耀资政对这次访问有何感想？他评价我对江苏和无锡、苏州的情况“了如指掌”，回答他的提问“对答如流”。
李资政听说我1991年曾应新加坡民间邀请访问过新加坡，这次又专程从南京赶来，全程陪同他参观考察，非常感动。他问我对新加坡和他本人有何看法。我说，新加坡在您领导下把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完备的法制建设同东方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听了十分高兴。
我提议：李光耀资政一行首次访问苏州、无锡，时间短促，而双方想谈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以江苏省省长的名义邀请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明年（即1993年）春暖花开之时再来美丽的苏州考察访问，深入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李资政当即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1992年11月，我派时任苏州市市长章新胜和其他几位同志出访新加坡，此后陆续派了几批专家组去新方考察，新加坡方面也先后派了几批专家来苏州考察，为双方合作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中新双方专家在金鸡湖上划船考察
二几经周折 艰辛起步
1993年5月，李光耀资政一行应邀访问苏州。按照原定计划，我拟邀请李光耀资政5月15日左右到访，因为5月10日我将在香港出席江苏省经贸洽谈会开幕式，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和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等众多贵宾应邀参加。就在我即将赴港参加经贸洽谈会前夕，突然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将提前于5月10日访问苏州，并建议11日上午在苏州竹辉饭店与我见面，正式会谈合作项目；二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定于5月10日在上海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这三件大事碰到一起，我真感到分身乏术，必须赶紧调整工作日程。
为了如期接待李光耀资政一行，我一方面急电正在马来西亚访问、刚刚当选尚未到任的副省长王荣炳同志赶到香港，代表我参加经贸洽谈会开幕式；另一方面我提前赶到香港，对主要贵宾一家一家登门拜访，为我无法出席经贸洽谈会开幕式表示歉意，取得香港朋友们的谅解。香港朋友们的表现令我十分感动。李嘉诚先生专程到我下榻的宾馆看我，他说：你有急事赶回苏州，不能参加洽谈会开幕式，我也就不参加了，但我一定派助手参加。他还和我探讨了双方在能源和钢铁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邵逸夫先生请我到他家吃早饭，又主动提出陪我到邵氏公司有线电视台参加直播节目。他说：焕友省长这次来香港招商，不能亲自参加经贸洽谈会开幕式，你可以免费利用我的电视台，在礼拜天早晨八点至八点半这个黄金时间段，直接向广大香港市民介绍江苏的发展情况和投资环境。我在演播室内接受电视台主持人访谈，86岁高龄的邵老先生在外面等了30分钟。周南同志一定要请我吃了晚饭，才让我离开香港。我也与霍英东先生通了电话，向他表示歉意。
5月9日晚，我从香港直飞上海。10日上午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会议期间，我向江泽民总书记请假，把李光耀资政要来苏州和我商谈合作的情况作了汇报。江泽民同志同意我去苏州接待客人，还要我代表他向李光耀资政问好，并要我把会谈情况及时向他报告。10日晚，我从上海赶到了苏州。
5月11日早晨，李光耀资政和夫人、王鼎昌副总理和夫人、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郑东发先生等在竹辉饭店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等候我。他们见到我十分高兴，听说我辗转于香港、上海、苏州，风尘仆仆，按时赴约，都非常感动。李光耀资政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我为人讲信誉，辛苦了。我和新加坡客人共进早餐后，宾主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一致同意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其目标是：经过十多年时间，投资约200亿美元，建设一个70平方公里、60万人口的具有当代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区。苏州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劳工基金（国际）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原则协议书，我和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以及苏州市委书记、市长等有关人员出席了协议签字仪式。
会谈中，我和李光耀资政都叮嘱双方记者，千万不要把有关200亿美元投资一事传出去。我考虑的是，这200亿美元项目还只是意向中的事，尚未经中央正式批准。一旦过早外传，会给中新双方合作增加不少变数。李光耀资政也担心消息过早外传，会使我国不少地方领导找他争这个项目。
哪知当晚中方一位记者就向香港发表了一则消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和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在苏州签定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大项目。这个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很大震动，给我们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当时我对在场记者朋友提出保密要求，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1988年6月，刚刚建省的海南省政府在洋浦半岛上划出40平方公里土地为开发区，由熊谷组（香港）公司独资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并负责对外招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却受到社会上一些人士的公开指责，与被殖民时代丧权辱国的“租界”联系起来，酿成了著名的“洋浦风波”，开发项目几近流产。
我们正在与新加坡洽谈的苏州工业园区，尽管采用“合资开发”形式，但也属“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虽然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国内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好，但几年前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卖国爱国”的无端争论犹在耳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江苏一方面大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取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尽量讲究策略，“多做少说”，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只做不说”，以减少政治上的干扰。这种策略，现在看来是有些多虑，但在当时却是十分必要的。
当年待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地块
三进京汇报 中央支持
在苏州和李光耀资政进行会谈并签订意向性合作协议的当天下午，我将双方商谈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有关情况，发传真电报向江泽民总书记作了汇报。江泽民同志不久在北京会见李光耀资政时说：关于中新合作项目放在哪里，我作为中央领导人不便明确讲，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作为个人看法，我认为放在江苏苏州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素质比较高，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出在那里的比较多，而且苏州靠上海近，交通方便。
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是投资200亿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必须取得国家许多部门的支持。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我带领省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苏州市的负责同志，到国家有关部委汇报合作项目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我们分别拜访了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对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公安部部长陶驷驹，还拜访了建设部、劳动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法制局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国家部委的领导同志都表示支持这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