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發史上一個重大創舉和成功範例，就是中國和新加坡合作共建的蘇州工業園區。
如今蘇州可以與比肩作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地深圳，蘇州工業園區可謂功不可沒！14年來，蘇州工業園區主要經濟指標年均增幅30%以上，人均GDP接近德國……
本文是原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在2008年為慶祝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而寫的回憶文章。作為創建園區的親歷者，時任江蘇省省長的陳煥友在文章中披露了很多蘇州工業園區創立前後不為人知的有趣細節，具有非常珍貴的史料價值。
1、會談中，我和李光耀資政都叮囑雙方記者，千萬不要把有關200億美元投資一事傳出去。哪知當晚中方一位記者就向香港發表了一則消息：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和江蘇省省長陳煥友在蘇州簽定了一個200億美元的大項目。這個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和很大震動，給我們工作帶來了極大困難。
2、我們正在與新加坡洽談的蘇州工業園區，儘管採用「合資開發」形式，但也屬「引進外資進行成片土地開發」。雖然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以後，中國迎來了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國內改革開放的政治形勢越來越好，但幾年前曾經喧囂一時的「姓資姓社」、「賣國愛國」的無端爭論猶在耳邊。
3、我對朱鎔基同志說：「我是個地方官，要代表中方去，最好國務院對外有個說法，這樣對新方好交代。」他說：「好！對外就說，陳煥友同志受國務院委託，代表中方和新方會談工業園區項目並草簽協議。
陳煥友，男，1934年1月生，江蘇南通人，大學學歷。195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曾任江蘇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中國和新加坡合作共建蘇州工業園區，是我國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個重大創舉，是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個成功範例。自1994年2月26日中新兩國政府正式簽訂合作協議以來，14年彈指一揮間，蘇州工業園區已經成長為一個以高新技術為主導、先進位造業為主體，現代服務業、科研教育和社會事業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示範區，成為既出物質文明成果又出精神文明成果的現代化、國際化、園林化新城區，成為江蘇、全國乃至在國際上都有重要影響的對外開放窗口。
今年（200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回顧蘇州工業園區創建的艱難歷程，我作為參與者、推動者之一，不由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一友好交往 抓住機遇
1990年4月，我國向全世界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重大戰略決策。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時發表重要談話，為新形勢下堅持改革、擴大開放注入了強勁動力。同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中國的改革開放掀開了新的篇章。
1992年9月下旬，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副總理王鼎昌應邀訪問中國，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家主席楊尚昆會見後，提出要到江蘇的無錫、蘇州看看。外交部通知我省做好接待安排。
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重要談話中親自倡導，要借鑑新加坡的經驗。當時我是江蘇省省長，很想學習新加坡快速發展、社會管理的經驗，為江蘇建設經濟繁榮、科教發達、生活富裕、法制健全、社會文明、環境優美的現代化省份提供借鑑。我與時任省政府秘書長段緒申、省外辦主任吳冬華等同志一道，從南京專程趕到無錫碩放機場迎接李光耀資政一行，9月30日和10月1日全程陪同，先後在無錫、蘇州參觀考察。
90年代初的江蘇經濟，剛剛走過80年代被鄧小平同志稱之為「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大發展階段，正在實施接軌浦東和沿江、沿海、沿東隴海線「三沿」發展戰略，著力發展開放型經濟。為了適應對外開放和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全省正在緊鑼密鼓地建設滬寧高速公路江蘇段，籌劃建設蘇中、蘇北高等級公路以及幾座新的長江大橋，抓緊建設太湖、淮河水利工程和以電力為主的能源等基礎設施。與此同時，我們還在醞釀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提高職業教育水平、加強幹部培訓工作等提高勞動力素質、培養各類人才的方案。在經濟體制加快轉軌，開放型經濟蓄勢待發的重要時刻，接待好李光耀資政一行，當面請教新加坡發展現代經濟的理念和國際先進管理經驗，將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為了充分利用這次送上門來難得的學習借鑑和交流溝通良機，我讓省外辦特地從上海租了一輛加長的奔馳轎車，用於接待李光耀資政一行，既減輕客人的旅途疲勞，也為我和李光耀資政邊看邊談提供便利。車上坐了6個人，李光耀資政坐在後排中間，李夫人和我分別坐在他的兩旁，中排的座位坐著翻譯，前排坐了司機和警衛。我一面陪同李光耀資政參觀，一面抓緊時間與他交談。我向他提了現代化建設中遇到的很多問題，他也向我了解江蘇省特別是蘇州、無錫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很多情況，雙方談意甚濃、興趣盎然。在太湖的遊船上，在蘇州的園林里，我們一邊欣賞江南美景，一邊討論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
最後，我在蘇州竹輝飯店為新加坡客人舉行告別宴會，席間賓主交談甚歡，氣氛熱烈。我問李光耀資政對這次訪問有何感想？他評價我對江蘇和無錫、蘇州的情況「了如指掌」，回答他的提問「對答如流」。
李資政聽說我1991年曾應新加坡民間邀請訪問過新加坡，這次又專程從南京趕來，全程陪同他參觀考察，非常感動。他問我對新加坡和他本人有何看法。我說，新加坡在您領導下把西方高度的物質文明、完備的法制建設同東方的優秀文化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典範，有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借鑑。他聽了十分高興。
我提議：李光耀資政一行首次訪問蘇州、無錫，時間短促，而雙方想談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以江蘇省省長的名義邀請李光耀資政、王鼎昌副總理明年（即1993年）春暖花開之時再來美麗的蘇州考察訪問，深入探討雙方合作的可能性。李資政當即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議。1992年11月，我派時任蘇州市市長章新勝和其他幾位同志出訪新加坡，此後陸續派了幾批專家組去新方考察，新加坡方面也先後派了幾批專家來蘇州考察，為雙方合作開展前期準備工作。
中新雙方專家在金雞湖上划船考察
二幾經周折 艱辛起步
1993年5月，李光耀資政一行應邀訪問蘇州。按照原定計劃，我擬邀請李光耀資政5月15日左右到訪，因為5月10日我將在香港出席江蘇省經貿洽談會開幕式，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誠、邵逸夫、霍英東和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等眾多貴賓應邀參加。就在我即將赴港參加經貿洽談會前夕，突然出現了兩個情況：一是李光耀資政、王鼎昌副總理將提前於5月10日訪問蘇州，並建議11日上午在蘇州竹輝飯店與我見面，正式會談合作項目；二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定於5月10日在上海召開華東六省一市書記、省（市）長座談會。這三件大事碰到一起，我真感到分身乏術，必須趕緊調整工作日程。
為了如期接待李光耀資政一行，我一方面急電正在馬來西亞訪問、剛剛當選尚未到任的副省長王榮炳同志趕到香港，代表我參加經貿洽談會開幕式；另一方面我提前趕到香港，對主要貴賓一家一家登門拜訪，為我無法出席經貿洽談會開幕式表示歉意，取得香港朋友們的諒解。香港朋友們的表現令我十分感動。李嘉誠先生專程到我下榻的賓館看我，他說：你有急事趕回蘇州，不能參加洽談會開幕式，我也就不參加了，但我一定派助手參加。他還和我探討了雙方在能源和鋼鐵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邵逸夫先生請我到他家吃早飯，又主動提出陪我到邵氏公司有線電視台參加直播節目。他說：煥友省長這次來香港招商，不能親自參加經貿洽談會開幕式，你可以免費利用我的電視台，在禮拜天早晨八點至八點半這個黃金時間段，直接向廣大香港市民介紹江蘇的發展情況和投資環境。我在演播室內接受電視台主持人訪談，86歲高齡的邵老先生在外面等了30分鐘。周南同志一定要請我吃了晚飯，才讓我離開香港。我也與霍英東先生通了電話，向他表示歉意。
5月9日晚，我從香港直飛上海。10日上午參加華東六省一市書記、省（市）長座談會。會議期間，我向江澤民總書記請假，把李光耀資政要來蘇州和我商談合作的情況作了彙報。江澤民同志同意我去蘇州接待客人，還要我代表他向李光耀資政問好，並要我把會談情況及時向他報告。10日晚，我從上海趕到了蘇州。
5月11日早晨，李光耀資政和夫人、王鼎昌副總理和夫人、新加坡駐中國大使鄭東發先生等在竹輝飯店花園裡一邊散步，一邊等候我。他們見到我十分高興，聽說我輾轉於香港、上海、蘇州，風塵僕僕，按時赴約，都非常感動。李光耀資政握著我的手，連聲說我為人講信譽，辛苦了。我和新加坡客人共進早餐後，賓主雙方舉行正式會談。會談是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雙方一致同意合作建設蘇州工業園區，其目標是：經過十多年時間，投資約200億美元，建設一個70平方公里、60萬人口的具有當代國際先進科技水平、環境優美的現代化生態園林城區。蘇州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勞工基金（國際）公司簽訂了合作開發蘇州工業園區的原則協議書，我和李光耀資政、王鼎昌副總理，以及蘇州市委書記、市長等有關人員出席了協議簽字儀式。
會談中，我和李光耀資政都叮囑雙方記者，千萬不要把有關200億美元投資一事傳出去。我考慮的是，這200億美元項目還只是意向中的事，尚未經中央正式批准。一旦過早外傳，會給中新雙方合作增加不少變數。李光耀資政也擔心消息過早外傳，會使我國不少地方領導找他爭這個項目。
哪知當晚中方一位記者就向香港發表了一則消息：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和江蘇省省長陳煥友在蘇州簽定了一個200億美元的大項目。這個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和很大震動，給我們工作帶來了極大困難。
當時我對在場記者朋友提出保密要求，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1988年6月，剛剛建省的海南省政府在洋浦半島上劃出40平方公里土地為開發區，由熊谷組（香港）公司獨資開發建設基礎設施，並負責對外招商。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引進外資進行成片土地開發，卻受到社會上一些人士的公開指責，與被殖民時代喪權辱國的「租界」聯繫起來，釀成了著名的「洋浦風波」，開發項目幾近流產。
我們正在與新加坡洽談的蘇州工業園區，儘管採用「合資開發」形式，但也屬「引進外資進行成片土地開發」。雖然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以後，中國迎來了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國內改革開放的政治形勢越來越好，但幾年前曾經喧囂一時的「姓資姓社」、「賣國愛國」的無端爭論猶在耳邊。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江蘇一方面大膽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爭取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儘量講究策略，「多做少說」，在特殊情況下甚至「只做不說」，以減少政治上的干擾。這種策略，現在看來是有些多慮，但在當時卻是十分必要的。
當年待開發的蘇州工業園區地塊
三進京彙報 中央支持
在蘇州和李光耀資政進行會談並簽訂意向性合作協議的當天下午，我將雙方商談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有關情況，發傳真電報向江澤民總書記作了彙報。江澤民同志不久在北京會見李光耀資政時說：關於中新合作項目放在哪裡，我作為中央領導人不便明確講，因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徵求我的意見，作為個人看法，我認為放在江蘇蘇州好。因為那裡的勞動力素質比較高，中國歷史上的狀元、舉人出在那裡的比較多，而且蘇州靠上海近，交通方便。
蘇州工業園區是兩國政府之間的合作，是投資200億美元以上的大項目，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必須取得國家許多部門的支持。接下來的一兩個月里，我帶領省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和蘇州市的負責同志，到國家有關部委彙報合作項目情況，爭取他們的支持。我們分別拜訪了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國家經貿委主任王忠禹、對外經貿部部長吳儀、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外交部副部長唐家璇、財政部部長劉仲藜、公安部部長陶駟駒，還拜訪了建設部、勞動部、國家土地管理局、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和國務院法制局等部門的負責同志。國家部委的領導同志都表示支持這個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