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作者 王震宇
国家环境局上周二（18日）宣布，从6月1日起，举凡在小贩中心、咖啡店和食阁用餐后，未自行归还餐具的公众，将面对更严厉的执法行动。
当局是在2021年9月于小贩中心实施条例，执法人员会先劝请食客遵守，如果对方屡劝不听才开罚。这项规定在2022年1月进一步在咖啡店和食阁推行。
在6月即将落实的新条例下，初犯者不仅会接到口头提醒，还会收到书面警告；重犯者则将接到罚单或被控上庭。
当局说，“加强版”执法措施旨在强化人民保持用餐环境清洁的好习惯，并阻吓那些屡屡违例不归还托盘和餐具的食客。
新加坡自从推行了“不清理可能会被罚款”的新规，用餐环境确实不再处处都杯盘狼藉，也让更多食客改变看法。
新加坡管理大学本月初发布的年度“公共环境清洁满意度调查”发现，多达95%的受访者去年到咖啡店或小贩中心用餐后，都会自行归还托盘和餐具。这比2021年的调查增加46%。
这个增幅在多大程度上是因刑罚奏效，或许很难说得准，不过调查揭露，78.4%的受访者声称，他们之所以会自行确保餐桌的整洁，是因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并非为了避免被罚款。
吊诡的是，踏出咖啡店和小贩中心后，新加坡人对于保持其他公共场所干净的社会责任感，似乎就没那么强烈了。
看看同一项调查的下列几组数据：
针对公园、商场、地铁站等处，77%的受访者认为保持这些设施的清洁是“政府的责任”，相较2021年上升了4%；
以垃圾桶太满溢出垃圾的情况为例，59%（与2021年持平）认为这是因清洁工没能有效地完成他们的工作，另有81%（比2021年多出21%）建议当局为清洁服务拨出更多预算；
被问及“为何新加坡环境如此干净？”时，多达九成的受访者将其归功于清洁服务的效率，意味着他们没有把个人责任视为关键因素。
确保地铁站清洁并非大众的责任？（海峡时报）
调查结果难免令人有这样的联想和解读： 如果当局实施罚款、或加大力度取缔违例者，新加坡人就“感到”有责任保持环境整洁；反之就变得“事不关己”，认为应该靠当局或聘请更多清洁工来解决问题。
六成公众认为保持公厕清洁是个人责任
新加坡行善运动总干事袁国栋博士日前在一篇评论中，探讨新加坡在应对环境清洁的策略上，应否采取“萝卜加大棒”（carrot and stick，即软硬兼施）的方案。
他认为，自当局推出“不归还餐具会罚款”的新条例后，新加坡用餐环境的整洁度明显提升许多。
“换句话说，归还托盘计划之所以收效，是因为在使用了多年的‘萝卜方法’后，我们毅然决定必须改用‘大棒方法，所以才成效斐然：桌子更干净了，公共卫生更理想了。”
袁国栋在文中举出的另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公共厕所的清洁度，其核心问题是：
保持公厕清洁，究竟是谁的责任？
根据“公共环境清洁满意度调查”，81%的受访者普遍对新加坡的公厕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其中以市区或中央商业区商场内的公厕满意度最高。
调查显示，新加坡人对市区或中央商业区商场内的公厕满意度较高。（海峡时报档案照片）
然而，对于咖啡店和小贩中心的厕所，公众的满意度就有所差距，分别只有53%和63%的受访者感到满意。主要不满意的环节包括厕所散发的异味、以及地板潮湿或有污渍。
袁国栋对上述两个公共场所的公厕分析说，大部分消费者一般去小贩中心或咖啡店用餐，吃饱了就离开，很少会特地到这两处上厕所。
商场厕所的存在与作用则和商场其他设施一样，是为了确保顾客能留在商场内越久越好，促进更多消费。因此，商场厕所的环境和卫生就必须达到能让顾客高度满意的水平。
他说： “这也印证了新加坡也能有干净的公厕，但前提必须出动钞能力（financial component）。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咖啡店和小贩中心业者改善潮湿和发臭的公厕，解决方法就是提升这些场所的商业价值和可行性。”
袁国栋说，也有人建议为咖啡店业者提供津贴，聘请更多专业的清洁工。
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持公厕清洁成了业者的责任，但要让顾客改变对公厕的既定印象，这些成本想必也不低。
那么，在保持公厕清洁方面，公众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公共环境清洁满意度调查”指出，六成受访者认为使用者有责任维持公厕清洁，比2021年的调查多出12%。
其他反馈依序为公厕经营者（18%）、清洁工（13%）、公厕所在处的经营者（9％），仅有1％认为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厕清洁。
袁国栋因此做出这个结论：
“或许在‘萝卜’和‘大棒’的应对方法双管齐下时，新加坡公厕更清洁就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了。”
确保环境清洁，该砸钱还是省钱？
新加坡的清洁工作，大部分由外劳和新加坡年长员工承担。（联合早报）
另一方面，英国BBC曾在2018年的一篇专题报道中，探讨过“确保新加坡公共环境一尘不染需花费多少钱”，文内有一个数字相当吸引眼球：
新加坡一年花在清洁公共环境上的费用至少1.2亿新元。
别忘了，那是2018年的“账单”，现在或许不止这个数目。
文章也对比新加坡和海外的情况，指出新加坡的清洁工作大部分是由外劳和新加坡年长员工承担。但是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地，并没有同等的低成本劳动力。
“然而随着新加坡人口不断增加，劳动力成本越变越昂贵时，根本无法承担得起聘请这么多清洁工的费用。”
公共卫生理事会2020年提供的数据显示，新加坡有5万8000名清洁工每天清理垃圾，确保环境清洁和卫生。
从今年7月起，清洁工的月薪也将分六年逐步调高。
虽说在属于必要服务的清洁领域制造工作机会也很重要，但过度依赖清洁工也不是长远之计。
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爱德华·迪西瓦当年接受BBC采访时如是说：
“如果能灌输和培养良好习惯，让公众不会随地乱丢垃圾，那用来聘请清洁工的数百万元预算，就可以腾出来更好地用在健康和教育方面。”
回到文章开头讨论的归还托盘计划，实施罚款、砸钱宣导卫生意识或聘请清洁工，短期内依然还是必要的。毕竟新加坡人的社会责任感是否能尽快提升，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