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
作者 王震宇
國家環境局上周二（18日）宣布，從6月1日起，舉凡在小販中心、咖啡店和食閣用餐後，未自行歸還餐具的公眾，將面對更嚴厲的執法行動。
當局是在2021年9月於小販中心實施條例，執法人員會先勸請食客遵守，如果對方屢勸不聽才開罰。這項規定在2022年1月進一步在咖啡店和食閣推行。
在6月即將落實的新條例下，初犯者不僅會接到口頭提醒，還會收到書面警告；重犯者則將接到罰單或被控上庭。
當局說，「加強版」執法措施旨在強化人民保持用餐環境清潔的好習慣，並阻嚇那些屢屢違例不歸還托盤和餐具的食客。
新加坡自從推行了「不清理可能會被罰款」的新規，用餐環境確實不再處處都杯盤狼藉，也讓更多食客改變看法。
新加坡管理大學本月初發布的年度「公共環境清潔滿意度調查」發現，多達95%的受訪者去年到咖啡店或小販中心用餐後，都會自行歸還托盤和餐具。這比2021年的調查增加46%。
這個增幅在多大程度上是因刑罰奏效，或許很難說得准，不過調查揭露，78.4%的受訪者聲稱，他們之所以會自行確保餐桌的整潔，是因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社會責任，並非為了避免被罰款。
弔詭的是，踏出咖啡店和小販中心後，新加坡人對於保持其他公共場所乾淨的社會責任感，似乎就沒那麼強烈了。
看看同一項調查的下列幾組數據：
針對公園、商場、地鐵站等處，77%的受訪者認為保持這些設施的清潔是「政府的責任」，相較2021年上升了4%；
以垃圾桶太滿溢出垃圾的情況為例，59%（與2021年持平）認為這是因清潔工沒能有效地完成他們的工作，另有81%（比2021年多出21%）建議當局為清潔服務撥出更多預算；
被問及「為何新加坡環境如此乾淨？」時，多達九成的受訪者將其歸功於清潔服務的效率，意味著他們沒有把個人責任視為關鍵因素。
確保地鐵站清潔並非大眾的責任？（海峽時報）
調查結果難免令人有這樣的聯想和解讀： 如果當局實施罰款、或加大力度取締違例者，新加坡人就「感到」有責任保持環境整潔；反之就變得「事不關己」，認為應該靠當局或聘請更多清潔工來解決問題。
六成公眾認為保持公廁清潔是個人責任
新加坡行善運動總幹事袁國棟博士日前在一篇評論中，探討新加坡在應對環境清潔的策略上，應否採取「蘿蔔加大棒」（carrot and stick，即軟硬兼施）的方案。
他認為，自當局推出「不歸還餐具會罰款」的新條例後，新加坡用餐環境的整潔度明顯提升許多。
「換句話說，歸還托盤計劃之所以收效，是因為在使用了多年的『蘿蔔方法』後，我們毅然決定必須改用『大棒方法，所以才成效斐然：桌子更乾淨了，公共衛生更理想了。」
袁國棟在文中舉出的另一個例子，是新加坡公共廁所的清潔度，其核心問題是：
保持公廁清潔，究竟是誰的責任？
根據「公共環境清潔滿意度調查」，81%的受訪者普遍對新加坡的公廁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其中以市區或中央商業區商場內的公廁滿意度最高。
調查顯示，新加坡人對市區或中央商業區商場內的公廁滿意度較高。（海峽時報檔案照片）
然而，對於咖啡店和小販中心的廁所，公眾的滿意度就有所差距，分別只有53%和63%的受訪者感到滿意。主要不滿意的環節包括廁所散發的異味、以及地板潮濕或有污漬。
袁國棟對上述兩個公共場所的公廁分析說，大部分消費者一般去小販中心或咖啡店用餐，吃飽了就離開，很少會特地到這兩處上廁所。
商場廁所的存在與作用則和商場其他設施一樣，是為了確保顧客能留在商場內越久越好，促進更多消費。因此，商場廁所的環境和衛生就必須達到能讓顧客高度滿意的水平。
他說： 「這也印證了新加坡也能有乾淨的公廁，但前提必須出動鈔能力（financial component）。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求咖啡店和小販中心業者改善潮濕和發臭的公廁，解決方法就是提升這些場所的商業價值和可行性。」
袁國棟說，也有人建議為咖啡店業者提供津貼，聘請更多專業的清潔工。
從這個角度來看，保持公廁清潔成了業者的責任，但要讓顧客改變對公廁的既定印象，這些成本想必也不低。
那麼，在保持公廁清潔方面，公眾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公共環境清潔滿意度調查」指出，六成受訪者認為使用者有責任維持公廁清潔，比2021年的調查多出12%。
其他反饋依序為公廁經營者（18%）、清潔工（13%）、公廁所在處的經營者（9％），僅有1％認為政府有責任確保公廁清潔。
袁國棟因此做出這個結論：
「或許在『蘿蔔』和『大棒』的應對方法雙管齊下時，新加坡公廁更清潔就不再那麼遙不可及了。」
確保環境清潔，該砸錢還是省錢？
新加坡的清潔工作，大部分由外勞和新加坡年長員工承擔。（聯合早報）
另一方面，英國BBC曾在2018年的一篇專題報道中，探討過「確保新加坡公共環境一塵不染需花費多少錢」，文內有一個數字相當吸引眼球：
新加坡一年花在清潔公共環境上的費用至少1.2億新元。
別忘了，那是2018年的「帳單」，現在或許不止這個數目。
文章也對比新加坡和海外的情況，指出新加坡的清潔工作大部分是由外勞和新加坡年長員工承擔。但是日本、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地，並沒有同等的低成本勞動力。
「然而隨著新加坡人口不斷增加，勞動力成本越變越昂貴時，根本無法承擔得起聘請這麼多清潔工的費用。」
公共衛生理事會2020年提供的數據顯示，新加坡有5萬8000名清潔工每天清理垃圾，確保環境清潔和衛生。
從今年7月起，清潔工的月薪也將分六年逐步調高。
雖說在屬於必要服務的清潔領域製造工作機會也很重要，但過度依賴清潔工也不是長遠之計。
公共衛生理事會主席愛德華·迪西瓦當年接受BBC採訪時如是說：
「如果能灌輸和培養良好習慣，讓公眾不會隨地亂丟垃圾，那用來聘請清潔工的數百萬元預算，就可以騰出來更好地用在健康和教育方面。」
回到文章開頭討論的歸還托盤計劃，實施罰款、砸錢宣導衛生意識或聘請清潔工，短期內依然還是必要的。畢竟新加坡人的社會責任感是否能儘快提升，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