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以为，新加坡80%的人住组屋是因为买不起私人公寓。我一开始也这么想。直到我在新加坡住了三个月，跟十几个本地人聊过，去他们家里吃过饭、喝过茶、看过他们的账单，才发现这个逻辑完全反了——不是“买不起公寓才住组屋”，而是“组屋已经够好了，为什么要当那个冤大头？”我站组屋这一边，不站中间。这不是一个“各有优劣”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什么叫做“设计良好的社会”的故事。
我先说两个数字。陈叔，我的房东，住红山，四房式组屋，九十三平米，1998年买的时候二十八万新币。同一条街，步行五分钟，一间九十九平米的私人公寓，现在挂出来的价格是一百二十万新币起。价差三倍多。第二个数字：新加坡公民里，八成住在组屋。私人公寓住户不到两成。这不是因为剩下那八成的人掏不出首付——很多人掏得出。是因为他们算过账之后，发现不划算。就这么简单。
我第一次去陈叔家看房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Polo衫，脚上趿着人字拖，站在组屋楼下等我。他先带我去看了楼下的巴刹——就是菜市场。他说：“你看，走路三分钟。我每天早上六点半下来喝咖啡，七点买报纸，七点半回家冲凉。”然后他指了指对面：“诊所，走路四分钟。地铁站，走路五分钟。商场，走路六分钟。”他转过头看我：“你告诉我，我还要什么？”
我当时没答上来。后来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整个新加坡组屋制度的核心。
一、组屋楼下什么都有
陈叔那套房子在红山，一栋1985年建的组屋，十二楼。电梯是后来翻新的，每层都停。走廊很宽，目测能并排走三个人。墙上刷了淡蓝色的漆，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他开门的时候，我注意到门口放着一双拖鞋，鞋底磨得很薄，旁边摆着一盆绿萝，叶子垂下来，快要碰到地面。
房子里面比我想象的大。客厅方正，铺着浅色地砖，一台老式吊扇在天花板上慢慢转。他把阳台封了，改成了一个小书房，放了一张桌子和一把藤椅。厨房是开放式的，灶台上摆着一瓶老抽和一罐辣椒酱。他指着那罐辣椒酱说：“我自己做的，你要不要尝一点？”
我说好。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盒白米饭，舀了一勺辣椒酱放在上面，递给我。我吃了一口，辣得眼泪差点出来。他哈哈大笑，露出两颗金牙：“你是第一个说好吃的中国人。”
然后他带我看了三个房间。主卧带独立卫生间，另外两间一间做客房，一间堆杂物。他一个人住。我问：“你孩子呢？”
“两个儿子，都结婚了。一个在淡滨尼买了组屋，一个在兀兰买了组屋。”他说，“都离我远，但地铁半小时。周末来吃饭。”
“他们没想过买公寓？”
他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像在看一个问废话的小孩。“买公寓做什么？他们两个人的家庭，四房式够住了。剩下的钱拿去旅游、存退休金、给孩子读书，不好吗？”
我说：“那组屋和公寓到底差在哪里？”
他掰着手指数：“第一，公寓有游泳池、健身房、保安，组屋没有。第二，公寓是私人的，组屋是政府的。第三，公寓贵三倍。就这三条。”
“那你不羡慕游泳池？”
“我楼下走路十分钟就是公共游泳池，两块钱一次。”他说，“我要那个游泳池干嘛？我又不天天游。”
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租的房间，躺在床上算了一笔账。我在新加坡租的那间组屋，月租一千八百新币。同地段的一间公寓，月租四千五。我每个月多花两千七，换来的是什么？一个我可能一个月用两次的游泳池，和一个我可能一个月见不到一次的保安。
我算完这笔账之后，第一次觉得“组屋”这两个字，不只是“便宜”的意思。
二、买组屋的人不穷
第二个让我改变想法的人，是林小姐。她是我在组屋楼下咖啡店认识的，三十出头，做会计，穿一件灰色衬衫，戴一副圆框眼镜。她每天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到这里买一杯 Kopi O，然后走路去地铁站。我连续三天在同一时间遇到她，第四天她主动跟我说话了：“你是新搬来的？”
我说是。她说：“你住哪一座？”
我指了指陈叔那栋楼。她点点头：“那栋不错，1985年的，已经翻新过了。我住隔壁那栋，1992年的，也翻新过。”
我问她住了多久。她说：“我出生就住这里。三十一年了。”
我以为她是跟父母住。她说不是，这套房子是她自己买的。2018年，她三十一岁的时候，以单身公民身份买了一套三房式组屋，在加冷，三十六万新币，首付两成，贷款三十年，每月还款一千一百新币。
“一千一百？”我有点惊讶，“比租房还便宜。”
“对啊。”她喝了一口咖啡，“我同事租公寓，一个月两千八。我买房，一个月还一千一。你说谁傻？”
我问她收入多少。她说月薪六千五。我说那你完全可以买公寓啊，贷款也还得起。
她放下杯子，看着我：“我为什么要买公寓？”
我说：“公寓有游泳池……”
她打断我：“我周末去东海岸跑步，不要钱。公寓有健身房，我去组屋楼下的公共健身角，也不要钱。公寓有保安，我住了三十一年，没被偷过。你告诉我，我多花一百万，买的是什么？”
我答不上来。
她继续说：“我每个月还一千一，剩下的钱我拿去投资、旅游、给父母。我去年去了冰岛，花了八千新币。如果我买公寓，我每个月还三千五，你觉得我还有钱去冰岛吗？”
然后她说了那句我记到现在的话：“组屋是政府给公民的礼物。你不拿，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这句话我当时觉得有点夸张。后来我查了数据：新加坡组屋的价格，确实是被政府压着的。建屋发展局卖新组屋的时候，价格是根据申请者的收入中位数来定的，不是根据市场价。一套四房式新组屋，在非成熟区，三十万到四十万新币。同地段私人公寓，一百万起。这个价差不是市场形成的，是政策设计出来的。
换句话说，政府用低价卖组屋给公民，然后让私人公寓市场自由涨。你想炒房，去炒公寓。你想住，来买组屋。两条路，各走各的。
林小姐选的是第二条。她说：“我不是买不起公寓。我是不想当那个傻子。”
三、公寓的游泳池我没游过
在新加坡的第三个月，我搬去了一间公寓。不是买的，是短租。我想体验一下，多花三倍的钱，到底能买到什么。
公寓在女皇镇，一栋2015年建的高层，三十七楼。楼下有保安亭，保安穿着白色制服，戴着白手套，帮我开门的时候微微鞠躬。大堂有大理石地面和空调，墙上挂着一幅抽象画。电梯需要刷卡才能按楼层。我住的单位在三十楼，八十九平米，两房一厅，月租四千二。
阳台上能看到海。真的能看到，远处那条细细的蓝线，是马六甲海峡。我站在阳台上看了很久。然后我走到楼下的游泳池，二十五米长，水很干净，旁边摆着十几张躺椅，只有两个人躺在那里。我换了泳裤，跳下去游了十个来回。水有点凉。
游完泳，我去健身房。里面有跑步机、椭圆机、哑铃架，还有一台划船机。我在跑步机上跑了二十分钟，旁边只有一个中年男人在举哑铃。
然后我回到房间，坐在沙发上，算了一笔账。
这个公寓，如果买的话，现在市价大概一百八十万新币。首付两成三十六万，贷款一百四十四万，三十年，每月还款大约六千新币。而我一个月的租金是四千二，一年五万零四百。如果我把这笔钱拿去租组屋，一千八一个月，一年两万一千六。省下来的两万八千八，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在这间公寓住了一个月，去游泳池的次数是三次，去健身房的次数是四次。平均每次使用成本——游泳池加健身房，算下来大概每次两百新币。而在组屋楼下，公共游泳池两块钱一次，公共健身角免费。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海，突然想起陈叔说的那句话：“我要公寓干嘛？多花一百多万，去看对面的人游泳？”
我笑了。然后我拿出手机，给陈叔发了一条消息：“陈叔，我下个月搬回来。”
他回了一个字：“好。”
四、政府不让你亏
搬回组屋之后，我开始认真研究这套制度。我想知道，为什么新加坡政府能把组屋价格压住，而私人公寓市场还能自由涨。这两件事看起来是矛盾的。
答案藏在一个细节里：组屋的买卖，不是完全自由的。
你买新组屋，价格是政府定的。你住满五年之后，可以卖。但卖的时候，只能卖给符合条件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而且，买家也有收入上限——家庭月收入不能超过一万四千新币，单身不能超过七千。这就意味着，组屋的买家池子，是被政策框住的。价格涨不到天上去，因为买得起高价的人，被排除在外了。
而私人公寓，谁都可以买。外国人可以买，公司可以买，收入没有上限。所以公寓的价格是市场定的。
这两条路，是分开的。政府用组屋保证公民有房住，用公寓满足有钱人的投资需求。你如果想炒房，去炒公寓，别来炒组屋。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更精妙的设计：组屋的“资产增值”。
陈叔1998年花二十八万买的组屋，现在市价大概五十五万。二十五年，涨了将近一倍。年化收益率大概百分之二点五。不高，但也不亏。而且他住着，不用付租金。如果他当年买了公寓，同样地段，1998年大概七十万，现在一百八十万，涨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七。年化收益率大概百分之三点八。高了一个多百分点。
但陈叔说：“我多花四十二万买公寓，二十五年后多赚一百万。听起来不错。但我这二十五年，每个月要多还两千块贷款。这两千块，我拿去投资，年化百分之五，二十五年后也有差不多一百万。而且我还住了更大的房子。”
他看着我：“你说，谁赚了？”
我不知道谁赚了。但我知道，陈叔这二十五年，没有因为房贷而不敢换工作，没有因为还贷而不敢旅游，没有因为压力而失眠。他开出租车，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休息。他的组屋，是他的家，不是他的负担。
林小姐也是。她每个月还一千一，剩下的钱拿去投资和旅游。她说：“组屋让我有安全感。我知道我不会因为还不起贷款而失去房子。”
这种安全感，是公寓给不了的。
五、我站在组屋这一边
在新加坡的第三个月快结束的时候，我去了趟建屋发展局。不是办事，就是想去看看。
大厅里人不多，几个窗口开着，工作人员穿着统一的蓝色制服。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居者有其屋”。我站在那张海报前面看了很久。
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只是看看。她笑了笑，说：“你是游客？”
我说我在新加坡住了一段时间。她说：“那你应该去看看我们的样板房。就在隔壁。”
我去了。样板房有三房式和四房式两种，装修很简单，但空间利用得很好。一个讲解员带着我走了一圈，最后说：“如果你是公民，第一次买房，政府会给你津贴。三房式津贴最高八万，四房式最高五万。”
我说：“我不是公民。”
她说：“那没关系。你可以了解一下。”
我走出建屋发展局的时候，外面在下雨。我站在屋檐下等雨停，旁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我问他：“你来办事？”
他说是，来交组屋申请。他四十二岁，刚离婚，带着一个孩子，现在租房住。他说：“我月薪四千五，租一间公寓要三千。我付不起。所以我申请组屋。三房式，在兀兰，大概二十五万。首付五万，贷款二十年，每月还一千。”
我说：“你排了多久？”
他说：“八个月。下个月拿钥匙。”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组屋是政府给我的第二次机会。”
雨停了。他跟我点了点头，走了。我站在建屋发展局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六、那个让我咯噔一下的瞬间
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晚上，陈叔叫我下楼喝咖啡。我们坐在组屋楼下的咖啡店，他点了一杯 Kopi O，我点了一杯 Teh C。那天晚上有点风，吹得桌上的纸巾微微动。
他问我：“你回去之后，会写新加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