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康威 梁伟康
疫情来势汹汹，一年去也匆匆，今天是新加坡出现首起冠病病例一周年。这一年来，各行各业都经历了磨难，度过非比寻常的一年，尤其是那些在前线跟冠病“交锋”的人。《联合早报》通过三个故事，反映出疫情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的烙印。
连累一家五口染病自责 退休律师调整心态抗病魔
63岁妇女到滨海湾金沙出席生日会后感到身体不适，求诊后竟发现两边肺部都有严重肺炎，得马上进行药物昏迷和使用呼吸机。
她苏醒后，发现家人不在身边，心里还有些纳闷，直到隔天视讯看到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小女儿和一岁大孙女也身穿病袍，甚至丈夫和女佣也染病，才发现一家五口都患上冠病。
黄慕英（63岁，退休律师）是本地第1402起冠病确诊病例，属于滨海湾金沙Black Tap餐馆感染群。去年3月22日下午，她到滨海湾金沙参加家人的生日聚会，与姐妹在酒店内一家餐厅用餐，女儿和另一群亲友则在Black Tap餐馆用餐。她随后到Black Tap餐馆找女儿和亲友交谈，她记得自己逗留了约15分钟。
黄慕英是新加坡第1402起确诊病例，属于滨海湾金沙Black Tap餐馆感染群其中一名患者。（唐家鸿摄）
她说：“我第一次出现病症是在3月25日，当时感到喉咙发痒，但是第二天就消失了。之后我也曾暂时失去嗅觉，在接下来几天看过几名医生，都让我回家。直到4月6日在医院检查时，医生才发现病情很严重，立即安排我入院。”
医生发现黄慕英两边肺部都有严重肺炎，立即安排她进入由药物引导的昏迷状态和使用呼吸机，并在隔天将她转入国家传染病中心加护病房。
“我在进入昏迷状态前，曾用简讯通知家人，叫他们不要太担心，照顾好自己，我睡一觉就好了。我当时认为如果再拖延，只会让家人更担心。”
黄慕英在昏迷两天后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加护病房，身边除了医疗人员，没有其他家人。她说：“我想念我的家人，担心他们发生什么事。直到隔天我和小女儿和孙女视讯通话，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就在我通过手机向孙女挥手的时候，我看到她也在医院。”
Black Tap餐馆感染群有至少八名确诊病患，黄慕英一家就有五人，是本地少数的三代染病个案。她是家人中第一个入院，有三个月身孕的29岁小女儿和1岁大孙女则在4月8日进入国大医院。黄慕英36岁的女佣和66岁的丈夫则在4月8日分别入住鹰阁医院和新加坡中央医院。
Black Tap餐馆在病毒阻断措施下于去年4月7日暂时关闭，直到去年6月27日才重新开张。
她说：“一开始的震惊很快就被沮丧和内疚取代。我当时认为，是我的疏忽才会感染病毒，我更有可能将病毒传给亲人。”
隔离治疗期间对精神状态是很大考验
黄慕英在加护病房一周，之后转到普通病房，并于4月18日出院。她说，隔离治疗期间对精神状态是很大的考验。
“独自一人时，我会一边担心家人一边哭，怕未出生的宝宝和小孙女会有事，无助感只会加剧我的痛苦。”
信仰的力量以及医护人员乐观开朗的态度，最终让她重拾信心，积极对抗病魔。
她说：“我告诉自己，如果家人有任何事，我必须坚强，要马上康复才能照顾他们。我认为这种心态让我积极去对抗病魔，最后能迅速康复。”
黄慕英本来就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过去几年十分注意饮食，并增加体能锻炼，她认为这也有助她复原。
国家传染病中心医生护士的开朗积极也激励了她，她说：“医护人员不只付出努力照顾她的健康，更通过微笑和乐观来减轻我的痛苦。”
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活
黄慕英的女儿不仅从冠病中挺了过来，也在疫情期间顺利生下健康男婴。
黄慕英的孙女在她出院前两天先出院，女儿则早她一天，因此她回家后一刻都没有闲下来，包括照顾孙女。
她的女佣和丈夫分别在10天后和一个月后出院。当时怀有身孕的女儿也在数月前顺利产下健康男宝宝，一家人经过重重考验后迎接新生命的降临，让黄慕英很感恩。
她说：“我希望花更多时间陪家人，并和老朋友重聚，也希望继续追求其他爱好。现在最大的愿望就和许多国人一样，希望能出国旅行。”
她坦言，大病痊愈让她对人生改观。
“这个经历让我真正体会到不能把生命当成理所当然的，要把每一天当成自己的最后一天。我知道终有一天我可能会行动不便，无法去做现在做的事，所以我要充实地过每一天。”
黄慕英说，身体目前已无大碍，但还不清楚冠病是否会留下永久伤害。“我只关心我的肺受到多大影响，或许这要在我去爬山时才会知道。”
疫情当前 新上任医生被迫“现学现卖”
上任不到半年就暴发冠病疫情，亚历山大医院唯一的传染病医生被迫“现学现卖”，当机立断改造和扩充医院隔离病房，让这家本地最小的公共医院也能收治千多名冠病病患。
这段经历迫使她快速成长，她甚至认为，自己短短一年内就累积了五年经验。
孙锦医生（35岁）在2019年8月于国立大学医学组织（NUHS）完成专科培训后，被派往亚历山大医院担任传染病和慢性疾病科助理顾问医生。亚历山大医院自2018年重组以来，孙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传染病医生。她原本以为，可以慢慢寻找立足点，组建传染病科，没想到马上就要“真枪实弹”去迎战。
疫情暴发初期上任不到半年，孙锦被迫快速成长，在短时间内掌握状况，应对疫情挑战。（陈斌勤摄）
2019年12月底冠病疫情在武汉暴发时，亚历山大医院就对这个不明病毒保持警惕，并在隔年1月开始讨论分组流程和改造病房。
虽然资历不如前辈，但作为医院唯一的传染病科医生，医院领导和同事都会寻求孙锦的意见。她没有处理过大规模传染病，因此倍感压力，一度有些不知所措。
一年内积累平时要花五年才有的经验
她说：“我们在1月中旬更频密地开会，我也全程参与讨论。最初我们只能借助医学组织前辈的指导，按照他们的方法做出调整。当时根据规定，他们不能跨院工作。我们被迫要快速学习，进入备战状态。这是很陡峭的学习曲线，犹如在一年内就经历了平时要花五年才能有的经验。”
工作进入状态后，孙锦也较能当机立断。她举例说，医院原本只有四张隔离病床，她决定趁疫情还未“登顶”时增加床位，把医院超过100个床位改建成隔离病房。医院在两三天内完成改建工作，高峰期就可同时照料140名冠病病患。
亚历山大医院收治的第一名冠病病患是在2月13日入院，虽然病情不严重，但第一次照料冠病病患，孙锦打起十二分精神。
她说：“这里没有其他传染科医生，但我有非常好的同事，包括呼吸科和内科，我们很快就组建一支管理冠病病人的团队。”
随着病患日渐增多，孙锦也慢慢习惯隔三差五的突发状况，并能快速应对。截至本周，亚历山大医院一共收治了1122名冠病病患。
站在医疗系统最前线，谈到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是否会担心，孙锦坦言64岁的母亲抵抗力较弱，自己也曾想过搬到外头住。
她说：“母亲十分支持我的工作，对疫情表现得无所畏惧，认为我不能辜负所学。我也想到需要有人照顾母亲，所以每天都会很小心，一定会在医院洗澡，也不穿医院的衣服回家。”
回顾一年来的经历，孙锦认为冠病让她看到团队精神的重要。
“新加坡的团队合作非常好，这是我们成功控制病毒的关键。不过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接下来一年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因为我们最清楚冠病病毒千变万化，防不胜防。医疗人员已经准备好打持久战。”
孙锦在1月19日注射了疫苗，她说：“我和公众同样有些顾虑，毕竟疫苗是新的，但阅读了大量资料，和专家、前辈讨论后，我对疫苗有了深刻了解，临床试验也证明了疫苗安全。”
依靠团队协作助客工防疫
亚历山大医院团队在4月6日接获指示，要求他们到本地最大感染群S11客工宿舍展开检测工作。当时团队成员包括孙锦，另外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和五名行政人员。
她说：“我们没有去过宿舍，完全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专科经验，担心会连累其他同事。这次的经历让她意识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团队每个人有不同专业和职责，很快就在客工宿舍内建立一套完整的测试和医疗系统，确保客工们身体健康。她在过程中也意识到公共教育的重要，因为客工接触到的信息有限，自然会恐惧，也影响了防疫工作。
她说：“我们在宿舍跟客工面对面做了很多交流，试着跟他们解释情况，灌输简单的卫生常识，例如洗手和戴口罩。当时我们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就请了能说孟加拉语、淡米尔语、泰语、缅甸语的同事帮忙录音，传达这些常识。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出国帮助其他国家对抗传染病，没想到自己在新加坡也能有这样的经历。”
夫妻同心上“前线” 为客工谋福利
去年疫情最黑暗的日子，莫过于一度超过九成病例都来自客工宿舍，短时间内必须招募大量人手到宿舍去。当时人力部就有一名女职员请缨随夫“出征”。
在人力部处理雇佣中介执照事务的蔡婉嫣（31岁）原本居家办公，看到丈夫以及身边朋友和同事都到宿舍帮忙，她也想到“前线”试试。
没想到，她竟因此染病。
蔡婉嫣（左）见丈夫阿尔琼“冲锋陷阵”，也自动请缨到客工宿舍投入抗疫工作。（林国明摄）
当时，蔡婉嫣的同事确诊，她毫无症状但得隔离。接到电话通知时，她非常震惊。
“每天在宿舍都会看到染病的客工，但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患病。当然我也担心丈夫，很庆幸他没事。”
去年4月至8月，他们夫妻俩都是前线保障支援小组（FAST）人员。蔡婉嫣的小组负责西部30至40个工厂改造宿舍，丈夫阿尔琼（E Arjunan，32岁）的小组每天至少要走访三四个工地临时宿舍。
目前，他们都在人力部特别为保障客工福利而成立的“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简称ACE）担任住宿官员，负责改善客工宿舍的居住条件。
他们日前受访时不无感慨，过去10个月的工作很不容易，妻子染冠病对小两口打击不小，但两人感情却变得更坚固。
阿尔琼还记得，妻子在家里被接走时，自己只能站在一段距离外向她挥手告别。
“在那之后，我们每天都通电话，没有一天错过。”
29天的住院与隔离虽然“与世隔绝”，却让蔡婉嫣更能体会客工的心情，也让她更确定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忱。
患病被隔离 更能体会客工心情
ACE在去年9月成立后，蔡婉嫣就申请调换部门，正式投入协调宿舍运作的前线工作。蔡婉嫣与阿尔琼分别在人力部工作了六年和10年，但他们认为，ACE能让他们更深入地帮助客工。
蔡婉嫣曾遇到一名情绪不稳定、很想回国的客工。该客工已在政府安排的临时住宿住了一个月，无法回到自己的宿舍。
她说：“我被隔离过，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我就尝试通过其他途径尽快让他快点回去宿舍……我联络了他的医生，解释客工的情况后，隔天就拿到他的出院证明。那名客工在一周内就顺利回到宿舍。”
虽然夫妻俩工作地点不同，工作性质却非常相似，他们经常分享所学，相同的工作经验也让他们更能互相体谅。
阿尔琼说：“我们的工作时间长，必须确保宿舍的一切都有妥善安排……我们很珍惜一起休闲的时间，这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