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康威 梁偉康
疫情來勢洶洶，一年去也匆匆，今天是新加坡出現首起冠病病例一周年。這一年來，各行各業都經歷了磨難，度過非比尋常的一年，尤其是那些在前線跟冠病「交鋒」的人。《聯合早報》通過三個故事，反映出疫情在我們生活中留下的烙印。
連累一家五口染病自責 退休律師調整心態抗病魔
63歲婦女到濱海灣金沙出席生日會後感到身體不適，求診後竟發現兩邊肺部都有嚴重肺炎，得馬上進行藥物昏迷和使用呼吸機。
她甦醒後，發現家人不在身邊，心裡還有些納悶，直到隔天視訊看到懷有三個月身孕的小女兒和一歲大孫女也身穿病袍，甚至丈夫和女傭也染病，才發現一家五口都患上冠病。
黃慕英（63歲，退休律師）是本地第1402起冠病確診病例，屬於濱海灣金沙Black Tap餐館感染群。去年3月22日下午，她到濱海灣金沙參加家人的生日聚會，與姐妹在酒店內一家餐廳用餐，女兒和另一群親友則在Black Tap餐館用餐。她隨後到Black Tap餐館找女兒和親友交談，她記得自己逗留了約15分鐘。
黃慕英是新加坡第1402起確診病例，屬於濱海灣金沙Black Tap餐館感染群其中一名患者。（唐家鴻攝）
她說：「我第一次出現病症是在3月25日，當時感到喉嚨發癢，但是第二天就消失了。之後我也曾暫時失去嗅覺，在接下來幾天看過幾名醫生，都讓我回家。直到4月6日在醫院檢查時，醫生才發現病情很嚴重，立即安排我入院。」
醫生髮現黃慕英兩邊肺部都有嚴重肺炎，立即安排她進入由藥物引導的昏迷狀態和使用呼吸機，並在隔天將她轉入國家傳染病中心加護病房。
「我在進入昏迷狀態前，曾用簡訊通知家人，叫他們不要太擔心，照顧好自己，我睡一覺就好了。我當時認為如果再拖延，只會讓家人更擔心。」
黃慕英在昏迷兩天後醒來時，發現自己在加護病房，身邊除了醫療人員，沒有其他家人。她說：「我想念我的家人，擔心他們發生什麼事。直到隔天我和小女兒和孫女視訊通話，我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就在我通過手機向孫女揮手的時候，我看到她也在醫院。」
Black Tap餐館感染群有至少八名確診病患，黃慕英一家就有五人，是本地少數的三代染病個案。她是家人中第一個入院，有三個月身孕的29歲小女兒和1歲大孫女則在4月8日進入國大醫院。黃慕英36歲的女傭和66歲的丈夫則在4月8日分別入住鷹閣醫院和新加坡中央醫院。
Black Tap餐館在病毒阻斷措施下於去年4月7日暫時關閉，直到去年6月27日才重新開張。
她說：「一開始的震驚很快就被沮喪和內疚取代。我當時認為，是我的疏忽才會感染病毒，我更有可能將病毒傳給親人。」
隔離治療期間對精神狀態是很大考驗
黃慕英在加護病房一周，之後轉到普通病房，並於4月18日出院。她說，隔離治療期間對精神狀態是很大的考驗。
「獨自一人時，我會一邊擔心家人一邊哭，怕未出生的寶寶和小孫女會有事，無助感只會加劇我的痛苦。」
信仰的力量以及醫護人員樂觀開朗的態度，最終讓她重拾信心，積極對抗病魔。
她說：「我告訴自己，如果家人有任何事，我必須堅強，要馬上康復才能照顧他們。我認為這種心態讓我積極去對抗病魔，最後能迅速康復。」
黃慕英本來就有糖尿病和高血壓，過去幾年十分注意飲食，並增加體能鍛鍊，她認為這也有助她復原。
國家傳染病中心醫生護士的開朗積極也激勵了她，她說：「醫護人員不只付出努力照顧她的健康，更通過微笑和樂觀來減輕我的痛苦。」
把每一天當最後一天活
黃慕英的女兒不僅從冠病中挺了過來，也在疫情期間順利生下健康男嬰。
黃慕英的孫女在她出院前兩天先出院，女兒則早她一天，因此她回家後一刻都沒有閒下來，包括照顧孫女。
她的女傭和丈夫分別在10天後和一個月後出院。當時懷有身孕的女兒也在數月前順利產下健康男寶寶，一家人經過重重考驗後迎接新生命的降臨，讓黃慕英很感恩。
她說：「我希望花更多時間陪家人，並和老朋友重聚，也希望繼續追求其他愛好。現在最大的願望就和許多國人一樣，希望能出國旅行。」
她坦言，大病痊癒讓她對人生改觀。
「這個經歷讓我真正體會到不能把生命當成理所當然的，要把每一天當成自己的最後一天。我知道終有一天我可能會行動不便，無法去做現在做的事，所以我要充實地過每一天。」
黃慕英說，身體目前已無大礙，但還不清楚冠病是否會留下永久傷害。「我只關心我的肺受到多大影響，或許這要在我去爬山時才會知道。」
疫情當前 新上任醫生被迫「現學現賣」
上任不到半年就暴發冠病疫情，亞歷山大醫院唯一的傳染病醫生被迫「現學現賣」，當機立斷改造和擴充醫院隔離病房，讓這家本地最小的公共醫院也能收治千多名冠病病患。
這段經歷迫使她快速成長，她甚至認為，自己短短一年內就累積了五年經驗。
孫錦醫生（35歲）在2019年8月於國立大學醫學組織（NUHS）完成專科培訓後，被派往亞歷山大醫院擔任傳染病和慢性疾病科助理顧問醫生。亞歷山大醫院自2018年重組以來，孫錦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傳染病醫生。她原本以為，可以慢慢尋找立足點，組建傳染病科，沒想到馬上就要「真槍實彈」去迎戰。
疫情暴發初期上任不到半年，孫錦被迫快速成長，在短時間內掌握狀況，應對疫情挑戰。（陳斌勤攝）
2019年12月底冠病疫情在武漢暴發時，亞歷山大醫院就對這個不明病毒保持警惕，並在隔年1月開始討論分組流程和改造病房。
雖然資歷不如前輩，但作為醫院唯一的傳染病科醫生，醫院領導和同事都會尋求孫錦的意見。她沒有處理過大規模傳染病，因此倍感壓力，一度有些不知所措。
一年內積累平時要花五年才有的經驗
她說：「我們在1月中旬更頻密地開會，我也全程參與討論。最初我們只能藉助醫學組織前輩的指導，按照他們的方法做出調整。當時根據規定，他們不能跨院工作。我們被迫要快速學習，進入備戰狀態。這是很陡峭的學習曲線，猶如在一年內就經歷了平時要花五年才能有的經驗。」
工作進入狀態後，孫錦也較能當機立斷。她舉例說，醫院原本只有四張隔離病床，她決定趁疫情還未「登頂」時增加床位，把醫院超過100個床位改建成隔離病房。醫院在兩三天內完成改建工作，高峰期就可同時照料140名冠病病患。
亞歷山大醫院收治的第一名冠病病患是在2月13日入院，雖然病情不嚴重，但第一次照料冠病病患，孫錦打起十二分精神。
她說：「這裡沒有其他傳染科醫生，但我有非常好的同事，包括呼吸科和內科，我們很快就組建一支管理冠病病人的團隊。」
隨著病患日漸增多，孫錦也慢慢習慣隔三差五的突髮狀況，並能快速應對。截至本周，亞歷山大醫院一共收治了1122名冠病病患。
站在醫療系統最前線，談到與她相依為命的母親是否會擔心，孫錦坦言64歲的母親抵抗力較弱，自己也曾想過搬到外頭住。
她說：「母親十分支持我的工作，對疫情表現得無所畏懼，認為我不能辜負所學。我也想到需要有人照顧母親，所以每天都會很小心，一定會在醫院洗澡，也不穿醫院的衣服回家。」
回顧一年來的經歷，孫錦認為冠病讓她看到團隊精神的重要。
「新加坡的團隊合作非常好，這是我們成功控制病毒的關鍵。不過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接下來一年不知道會有什麼變化，因為我們最清楚冠病病毒千變萬化，防不勝防。醫療人員已經準備好打持久戰。」
孫錦在1月19日注射了疫苗，她說：「我和公眾同樣有些顧慮，畢竟疫苗是新的，但閱讀了大量資料，和專家、前輩討論後，我對疫苗有了深刻了解，臨床試驗也證明了疫苗安全。」
依靠團隊協作助客工防疫
亞歷山大醫院團隊在4月6日接獲指示，要求他們到本地最大感染群S11客工宿舍展開檢測工作。當時團隊成員包括孫錦，另外兩名醫生、兩名護士和五名行政人員。
她說：「我們沒有去過宿舍，完全不知道那裡是什麼情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夠的專科經驗，擔心會連累其他同事。這次的經歷讓她意識到團隊協作的重要性，團隊每個人有不同專業和職責，很快就在客工宿舍內建立一套完整的測試和醫療系統，確保客工們身體健康。她在過程中也意識到公共教育的重要，因為客工接觸到的信息有限，自然會恐懼，也影響了防疫工作。
她說：「我們在宿舍跟客工面對面做了很多交流，試著跟他們解釋情況，灌輸簡單的衛生常識，例如洗手和戴口罩。當時我們遇到很大的語言障礙，就請了能說孟加拉語、淡米爾語、泰語、緬甸語的同事幫忙錄音，傳達這些常識。我以前一直以為，自己可以出國幫助其他國家對抗傳染病，沒想到自己在新加坡也能有這樣的經歷。」
夫妻同心上「前線」 為客工謀福利
去年疫情最黑暗的日子，莫過於一度超過九成病例都來自客工宿舍，短時間內必須招募大量人手到宿舍去。當時人力部就有一名女職員請纓隨夫「出征」。
在人力部處理僱傭中介執照事務的蔡婉嫣（31歲）原本居家辦公，看到丈夫以及身邊朋友和同事都到宿舍幫忙，她也想到「前線」試試。
沒想到，她竟因此染病。
蔡婉嫣（左）見丈夫阿爾瓊「衝鋒陷陣」，也自動請纓到客工宿舍投入抗疫工作。（林國明攝）
當時，蔡婉嫣的同事確診，她毫無症狀但得隔離。接到電話通知時，她非常震驚。
「每天在宿舍都會看到染病的客工，但從沒想過自己也會患病。當然我也擔心丈夫，很慶幸他沒事。」
去年4月至8月，他們夫妻倆都是前線保障支援小組（FAST）人員。蔡婉嫣的小組負責西部30至40個工廠改造宿舍，丈夫阿爾瓊（E Arjunan，32歲）的小組每天至少要走訪三四個工地臨時宿舍。
目前，他們都在人力部特別為保障客工福利而成立的「保障、關懷與接觸小組」（簡稱ACE）擔任住宿官員，負責改善客工宿舍的居住條件。
他們日前受訪時不無感慨，過去10個月的工作很不容易，妻子染冠病對小兩口打擊不小，但兩人感情卻變得更堅固。
阿爾瓊還記得，妻子在家裡被接走時，自己只能站在一段距離外向她揮手告別。
「在那之後，我們每天都通電話，沒有一天錯過。」
29天的住院與隔離雖然「與世隔絕」，卻讓蔡婉嫣更能體會客工的心情，也讓她更確定自己對這份工作的熱忱。
患病被隔離 更能體會客工心情
ACE在去年9月成立後，蔡婉嫣就申請調換部門，正式投入協調宿舍運作的前線工作。蔡婉嫣與阿爾瓊分別在人力部工作了六年和10年，但他們認為，ACE能讓他們更深入地幫助客工。
蔡婉嫣曾遇到一名情緒不穩定、很想回國的客工。該客工已在政府安排的臨時住宿住了一個月，無法回到自己的宿舍。
她說：「我被隔離過，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我就嘗試通過其他途徑儘快讓他快點回去宿舍……我聯絡了他的醫生，解釋客工的情況後，隔天就拿到他的出院證明。那名客工在一周內就順利回到宿舍。」
雖然夫妻倆工作地點不同，工作性質卻非常相似，他們經常分享所學，相同的工作經驗也讓他們更能互相體諒。
阿爾瓊說：「我們的工作時間長，必須確保宿舍的一切都有妥善安排……我們很珍惜一起休閒的時間，這讓我們變得更堅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