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循财总理在总统府接受《金融时报》总编辑哈拉夫（左）专访。（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提供）
作者 许耀泉
“新加坡大概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国家，你们喜欢规矩、喜欢精准、喜欢数学...... 你们喜欢稳定，现在也一定是在适应新的国际秩序。”
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哈拉夫（Roula Khalaf）10月21日在总统府与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进行访问的这句开场白，相当精准地点出了新加坡目前的处境。
在大约半小时的专访中，黄循财谈到目前世界局势对新加坡的影响：
美国不再愿意担任国际秩序的担保人，目前也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或意愿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新加坡必须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采取行动，为新的多边框架奠下基础。
黄循财在访谈中也谈到中美关系、世界局势如何影响新加坡人，以及他上任以来做过最困难的事。
红蚂蚁咀嚼了这段访谈之后，摘译了其中三个部分，其中包括他对中国在全球新体系的看法，以及在哈拉夫的追问下才吐露的“最困难的事”最有趣。
中国是已经崛起的强国
“美国优先”的策略是否反而令中国变得更强大？（路透社）
金融时报：你是否觉得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美国优先”策略，也导致中国更倾向于“中国优先”，甚至在某些方面驱使他们自行制造芯片，变得更独立，还吊诡地（使中国）因此变得更强大？
黄循财：中国整个社会都明显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越来越有信心。中国崛起令世界许多地区感到不安，除了因为中国是个规模巨大的强国，也是具有不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强国。
但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中国不会向西方的规范靠拢，而是会自行找出走向现代性（modernity）的道路...... 中国在许多领域引领科技，如高端制造业和可再生能源等。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和接受的现实是，中国不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而是已经崛起的强国。
我认为，中国近年来的举动，显示其已意识到自身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并正在思考自己作为全球体系的领导之一，能负起哪些责任。例如，中国最近决定不再寻求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过去一两年来也给予全球机构更多支持。这些例子都显示，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是，中国将是全球新体系的重要一员，也可能成为重要的领袖。
国际秩序紊乱如何影响新加坡青年
金融时报：尚未成型的新世界秩序，是否需要新加坡国内做出任何改变，以便在政治上更为开放？我之所以会问，是因为你也应该注意到世界各地正在出现青年抗议浪潮，包括亚洲和非洲。请你分享你对未来国内、社会和政治开放的想法。
黄循财：世界秩序的改变，以及全球各地的青年抗议运动和他们的焦虑，的确有关联。中国有个现象叫“躺平”，日本则有“蛰居族”（hikikomori），也就是呆在家中不出门的人们。欧美则有“大辞职潮”和其他词汇。青年倍感焦虑，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不稳定、更混乱、更无序，他们自然更加担忧未来。在新加坡，我们也感受到这种情绪。因此，从政治和国内事务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设法安抚青年这股不安情绪，让他们有信心能为自己开创更光明的未来。这也是我们新加坡致力达到的目标。
国际局势不明朗，使世界各地的青年担忧未来，新加坡也感受得到这股情绪。（联合早报）
与特朗普会面还不是最困难的事
金融时报：你自担任总理以来，做过最困难的一件事是什么？
黄循财：（停顿）困难的事情很多，我不知道能否——
金融时报：最困难的。
黄循财：最困难的？
金融时报：你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见过面了没有？
黄循财：还没有。
金融时报：所以，最困难的事情你还没做过。
黄循财：（笑）如果（特朗普）如他所说的，出席东盟峰会，我们可能有机会会面...... 我去年年底跟他通过一次电话，谈得不错，但我相信我们会有机会会面。
设计对白：“都跟你说了吧，跟我见个面有什么难的？”（路透社）
金融时报：撇开这个不谈，（你做过）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黄循财：我想，最困难的还是人事管理。没当过总理，还真不知道这个任务有多难。我既是总理，也要率领政党竞选，党内必须进行更新，因此就得思考必须请哪些人引退。人民行动党成功的其中一个关键是每届大选都致力更新团队，这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说：“我们一切照旧，我不想得罪任何人，没事的，我们就这么办。”但如果我没做好更新团队的工作，就会在五年、十年，或20年后付出代价。因此，要认真审视整个团队的所有成员，个别对（被要求引退的）每一个人说：“我很抱歉，我不能让你继续（担任议员），我必须请你引退”，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金融时报：所以（最困难的）是管理政党。
黄循财：是的，那是非常痛苦，也很困难的一件事，我得铁了心完成它、管理好它。让我欣慰的是，我们最终在（本届）大选中获得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