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循財總理在總統府接受《金融時報》總編輯哈拉夫（左）專訪。（數碼發展及新聞部提供）
作者 許耀泉
「新加坡大概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國家，你們喜歡規矩、喜歡精準、喜歡數學...... 你們喜歡穩定，現在也一定是在適應新的國際秩序。」
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輯哈拉夫（Roula Khalaf）10月21日在總統府與新加坡總理黃循財進行訪問的這句開場白，相當精準地點出了新加坡目前的處境。
在大約半小時的專訪中，黃循財談到目前世界局勢對新加坡的影響：
美國不再願意擔任國際秩序的擔保人，目前也沒有任何國家有能力或意願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缺，新加坡必須和理念相近的夥伴共同採取行動，為新的多邊框架奠下基礎。
黃循財在訪談中也談到中美關係、世界局勢如何影響新加坡人，以及他上任以來做過最困難的事。
紅螞蟻咀嚼了這段訪談之後，摘譯了其中三個部分，其中包括他對中國在全球新體系的看法，以及在哈拉夫的追問下才吐露的「最困難的事」最有趣。
中國是已經崛起的強國
「美國優先」的策略是否反而令中國變得更強大？（路透社）
金融時報：你是否覺得美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和「美國優先」策略，也導致中國更傾向於「中國優先」，甚至在某些方面驅使他們自行製造晶片，變得更獨立，還弔詭地（使中國）因此變得更強大？
黃循財：中國整個社會都明顯對自己的發展模式越來越有信心。中國崛起令世界許多地區感到不安，除了因為中國是個規模巨大的強國，也是具有不同經濟和政治體系的強國。
但我認為，國際社會必須意識到中國不會向西方的規範靠攏，而是會自行找出走向現代性（modernity）的道路...... 中國在許多領域引領科技，如高端製造業和可再生能源等。所以，我們必須面對和接受的現實是，中國不再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國，而是已經崛起的強國。
我認為，中國近年來的舉動，顯示其已意識到自身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並正在思考自己作為全球體系的領導之一，能負起哪些責任。例如，中國最近決定不再尋求世貿組織發展中國家特殊待遇，過去一兩年來也給予全球機構更多支持。這些例子都顯示，我們必須接受的現實是，中國將是全球新體系的重要一員，也可能成為重要的領袖。
國際秩序紊亂如何影響新加坡青年
金融時報：尚未成型的新世界秩序，是否需要新加坡國內做出任何改變，以便在政治上更為開放？我之所以會問，是因為你也應該注意到世界各地正在出現青年抗議浪潮，包括亞洲和非洲。請你分享你對未來國內、社會和政治開放的想法。
黃循財：世界秩序的改變，以及全球各地的青年抗議運動和他們的焦慮，的確有關聯。中國有個現象叫「躺平」，日本則有「蟄居族」（hikikomori），也就是呆在家中不出門的人們。歐美則有「大辭職潮」和其他詞彙。青年倍感焦慮，是因為我們的環境變得更加不穩定、更混亂、更無序，他們自然更加擔憂未來。在新加坡，我們也感受到這種情緒。因此，從政治和國內事務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設法安撫青年這股不安情緒，讓他們有信心能為自己開創更光明的未來。這也是我們新加坡致力達到的目標。
國際局勢不明朗，使世界各地的青年擔憂未來，新加坡也感受得到這股情緒。（聯合早報）
與特朗普會面還不是最困難的事
金融時報：你自擔任總理以來，做過最困難的一件事是什麼？
黃循財：（停頓）困難的事情很多，我不知道能否——
金融時報：最困難的。
黃循財：最困難的？
金融時報：你跟（美國總統）特朗普見過面了沒有？
黃循財：還沒有。
金融時報：所以，最困難的事情你還沒做過。
黃循財：（笑）如果（特朗普）如他所說的，出席東協峰會，我們可能有機會會面...... 我去年年底跟他通過一次電話，談得不錯，但我相信我們會有機會會面。
設計對白：「都跟你說了吧，跟我見個面有什麼難的？」（路透社）
金融時報：撇開這個不談，（你做過）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黃循財：我想，最困難的還是人事管理。沒當過總理，還真不知道這個任務有多難。我既是總理，也要率領政黨競選，黨內必須進行更新，因此就得思考必須請哪些人引退。人民行動黨成功的其中一個關鍵是每屆大選都致力更新團隊，這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們可以很輕易地說：「我們一切照舊，我不想得罪任何人，沒事的，我們就這麼辦。」但如果我沒做好更新團隊的工作，就會在五年、十年，或20年後付出代價。因此，要認真審視整個團隊的所有成員，個別對（被要求引退的）每一個人說：「我很抱歉，我不能讓你繼續（擔任議員），我必須請你引退」，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金融時報：所以（最困難的）是管理政黨。
黃循財：是的，那是非常痛苦，也很困難的一件事，我得鐵了心完成它、管理好它。讓我欣慰的是，我們最終在（本屆）大選中獲得好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