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高级部长李显龙在周三（8月12日）表示，选任总统制度、非选区议员（NCMP）以及集选区（GRC）制度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为新加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外交部总部举行的前副总理 S Jayakumar 新书发布会上，李显龙指出：“这三大制度真正的考验，在于它们在过去数十年间如何实际运作，以及在历届政府手中如何发挥作用。”
他提到，已故总理李光耀及第二代领导层在引入这些重大宪法变革后，“忠实地让自己地遵守他们所创建的制度”。
李显龙强调，在评估这三大制度时，首要考量必须始终是新加坡的长期利益，以及如何维持一个稳定且高效运行的政治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很欣慰这三项制度在实践中都运行良好。李光耀先生及其团队创建的制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高级部长表示，该书揭示了领导团队在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权衡、复杂性和难点，并揭秘了他们在闭门会议中的工作方式。
“他们对激进、打破常规的想法持多么开放的态度；他们如何激烈但客观地相互争论；李光耀先生作为总理，在强力表达观点的同时，如何反复且近乎执拗地寻求替代方案。”
“他总是愿意被说服而改变主意，有时在经过多年的反思和辩论后才会达成结论。”
李显龙表示，这本书展示了总理在内阁中作为“同辈之首”（primus inter pares）的含义，以及内阁集体责任制应当如何运作。
制衡机制
李显龙指出，自1991年设立选任总统制度以来，历届政府和总统一直“共同协作，运行这套制衡系统”。
他补充说，其具体运作方式通过定期的宪法修正案不断完善。
“但核心概念保持不变——即每届选任政府应在自身财力范围内支出，只有在获得选任总统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动用过去的储备金。”
他表示，国家储备金的“第二把钥匙”机制也达到了预期效果。
李显龙认为，那些在常态下主张增加社会开支的政党，现在必须解释其方案的资金来源，或者论证修改规则以动用更多储备金的合理性。
“在像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当届政府在获得选任总统批准后，能够动用储备金来资助大规模的紧急方案。”
“这既标志着局势的严重性，也体现了政府在雄厚储备金的支持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危机的能力。”
虽然选任总统制度培养了政党和公众对国家支出更审慎、更可持续的态度，但李显龙表示，它并非“万能药”。
他指出，选任总统必须能够胜任这项艰巨任务，深信这是其应尽的职责，且首先必须赢得民众支持才能当选。
“经验表明，总统选举中的选民并不一定会仅根据谁最胜任该任务，或谁最致力于履行监护职责来做出判断。”
“在选举中，尤其是由全国普选决定的选举，许多其他因素和考量都会影响结果。”
他强调，新加坡人需要意识到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可能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并小心不要选出那些超越职责范围、导致系统失灵的总统。
“但总的来说，有了选任总统提供的制衡，新加坡的政治体系和长期稳定性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集选区与非选区议员制度
李显龙还谈到了 NCMP 和 GRC 制度的影响。
他表示，自1988年引入集选区（GRC）以来，通过此类选区选出的议员比例逐渐增加，而单议席选区的比例则维持不变。
目前，集选区议员在国会中占据多数。李显龙说：“人们不再质疑集选区在确保少数族裔在国会中获得充分代表方面是必要的。”
他认为，集选区团队中的少数族裔成员是否享有与队友相同的授权和政治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
“重要的是，集选区制度还遏制了基于种族的政治。经验表明，那些公开向某个族群寻求支持的政党，面临失去其他族群支持的风险。”
因此，该制度为保护和促进新加坡的多族裔政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非选区议员（NCMP）制度，李显龙表示，最初构思该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防止反对派的声音被完全排除在国会之外。
“在那个时代，获胜政党在普选中席卷所有议席是有可能的。”他指出，“四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已不再可能。反对党议员在普选中被常规选出。”
虽然公众对国会中出现更多不同声音的期待有所增加，但政府也发现，让更多此类声音在国会中代表，并与他们进行激烈且公开的政治辩论是有益的。
“多年来，我们逐渐增加了 NCMP 制度保证的反对党成员最低人数，”他补充说，这一数字已从最初的 3 人增加到如今的 12 人。
李显龙指出，这已超过所有议员的 10%，且多于去年选举中直接选出的 10 名反对党议员。
目前有两名 NCMP 补充了国会中的反对派力量。李显龙表示，尽管反对党继续声称拒绝该制度，但实际上自 1984 年选举以来，他们从未拒绝过该职位的邀请。
“相反，他们充分利用 NCMP 制度来提高那些以微弱差距落选候选人的公众知名度，希望在下次选举中直接获胜，这种情况已发生不止一次。但这在预料之中。”
展望未来
李显龙表示，这三大制度的历程表明，创建一套适合国家特定需求和情况的宪法和法律，绝非纯粹的法律过程。
“这需要对我们的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包括其脆弱性、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这需要政治经验和判断力。”
他表示，创建这些制度的人不是学者或哲学家，而是治理新加坡并花费数十年让这个看似不可能成功的国家运转起来的务实者。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新加坡的运行机制、我们的分歧点以及事情多么容易出错。他们追求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或概念上的整洁，而是切实有效且能造福新加坡的方案。”
“他们依靠创造力和判断力，设计出独特适合我们环境的制度，弥补了我们政治体系中的真实弱点。”
李显龙认为，这些宪法创新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背景，也不能脱离新加坡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
他提到，独立二十年后，一次重大的人口结构转变正在发生，运行预算盈余并建立储备金的开拓一代逐渐淡出舞台。
“继承这笔积蓄的下一代没有经历过建国初期的生存危机。这促使人们寻找方法，防止挥霍无度的政府浪费这些储备金。因此有了选任总统制度。”
他表示，1984 年大选中部分候选人公然利用种族诉求，使得确保国会中多族裔代表性的紧迫性再次增加，从而促成了集选区制度的解决方案。
李显龙指出，在 1981 年的安森补选中，反对党候选人 J B Jeyaretnam 首次在独立后赢得议席，这坚定了李光耀的信念，即新加坡需要为年轻一代对国会中出现反对声音的渴望提供出口。
在观察到 Jeyaretnam 的存在如何使议会辩论更加尖锐后，李光耀得出结论：国会中拥有反对党议员将使执政党议员保持警觉，从而促成了 NCMP 制度。
他补充说，在创建这些制度时，开国总理和年轻部长们目光超越了当下的情况。
“他们最关注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他们寻求建立一个能够持久的宪法框架——一个他们知道年轻部长必须运行的框架，一个无论是由人民行动党还是其他政党组建的未来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