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昱嘉
与抑郁症默默搏斗的妇女，有一次在母亲入院时与医护人员产生误会，顿时崩溃，出手攻击对方。
法庭认为她的精神状况影响她犯案，判她接受两年的强制治疗令（Mandatory Treatment Order，简称MTO）。她接受治疗就不用坐牢，完成疗程后也不留案底。
随着社会更注重心理健康问题，MTO可说配合时代的进展，但有公众质疑强制治疗的效果，甚至怀疑罪犯可能装病逃脱责任。
“强制治疗令” 是为心理疾病患者开恩还是为罪犯开脱？（梁锦泉制作）
本期《说法识法》邀请心理卫生学院法证精神科高级顾问医生潘文仔、赢必胜法律事务所的黄国彦律师，
以及Quahe Woo & Palmer律师事务所刑事部门主管苏呢尔（Sunil Sudheesan）律师，解说强制治疗令的作用及效果。
过去10年法庭共发出759个强制治疗令，顺利完成疗程的占约八成，显示多数罪犯珍惜宝贵的第二次机会。
心理卫生学院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最新数据显示，此判刑自2011年实施后至2021年，法庭共发出759个强制治疗令，每年平均70个。
法庭决定判强制治疗令，并不单凭罪犯自称患有心理疾病，或私人医生的意见，而是经过多层鉴定才做出的决定。
心理卫生学院法证精神科高级顾问医生潘文仔说，罪犯首先要先经过心理卫生学院医生的评估，看他适不适合接受强制治疗，但不是每个人可以在评估阶段顺利“通关”。
潘文仔医生也是强制治疗令临床项目医务总监。他解释，犯人须符合五大条件：罪犯案发时患有心理疾病、精神状态显著影响到犯案、疾病可被治疗、罪犯知道他患有心理疾病且愿意接受治疗，以及罪犯拥有良好的社区扶持。未达到任何一个条件，就可能无法符合MTO的要求，“若评估发现罪犯有伤害他人的风险，也不会被推荐接受MTO。”
评估报告完成后，就提交给控辩双方和法官过目，最后由法官做出判决。
总检察署回复《联合早报》说，通常是在案件的主要判刑考量为改造，且心理疾病显著影响犯案的情况下，法庭才会判强制治疗令；若控方认为此案判刑必须起到阻遏作用，主控官会在庭上提出反对。
但罪犯若没有代表律师，而控方知道他可能患心理疾病，觉得强制治疗令适合此案，也可能会要求法官考虑这个判刑。
MTO通常只涵盖较轻的罪行，一些罪行完全不可被判MTO。针对哪类罪行不可判强制治疗令，律政部发言人回复本报询问时指出，这包括蓄意重伤他人、非礼、性侵、强奸、谋杀等严重罪行。
蓄意重伤他人、非礼、性侵、强奸、谋杀等严重罪行不可被判MTO。（示意图，档案照）
治疗期短为六个月长则三年 必须定时服药依时看诊
强制治疗令的疗程短则六个月，长则三年。治疗期间，罪犯必须定时吃药、与心理医生见面，病例护理人员和医疗社工也会督促治疗进展。
潘文仔医生指出，多数罪犯在心理卫生学院接受治疗，在其他公共医院接受治疗的例外个案，也得定期让心理卫生学院的医生评估病况。
病人必须必须定时服药依时看诊，窦泽案件可能重回法庭审理。（示意图，档案照）
若罪犯没有依时看诊、定时服药或违反强制治疗的任何条件，案件可能回到法庭审理，到时法官有权决定对犯人发出警告、更改或延长治疗方案，或撤销强制治疗令并重新判刑。
律政部发言人也指出，社区判刑制度于2018年进行改革后，法庭可指定包括强制治疗令在内的社区判刑与缓期处刑（suspended sentence，简称缓刑）同步进行。若罪犯违反社区判刑的条件，监禁或罚款的判刑将立即生效，这也成了促使罪犯遵守社区服刑的“动力”。
有犯人宁愿坐牢也不要接受MTO
别人眼中的宽容对待，有些罪犯却觉得是“亏待”，他们宁愿入狱，也不要进行强制治疗。
这是潘文仔医生观察的现象。他解释，有些罪行只附带短短几周或几个月的刑期，但强制治疗令最长可达36个月，“他们误以为MTO制约了他们所谓的‘自由’。”
他指出，强制治疗令实施之前，一律把患有心理疾病的罪犯送入监狱，可能无法有效地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对症下药。
如今有了MTO，他认为不愿接受的罪犯其实目光短浅。“MTO的宗旨在于改造真的患有心理疾病的罪犯，帮他们避免留案底。”
律师建议扩大MTO范围
受访律师认为判刑的范围可以再扩大，更有效地帮助面对心理疾病的罪犯。
苏呢尔律师认为，强制治疗令是非常好的创新点子，但目前还未充分利用。“这是因为控方太常拒绝让被告进行MTO评估，心理卫生学院也没有足够资源扩大MTO的范围。”
苏呢尔也指有些罪犯在治疗结束后重犯，因此建议延长强制治疗期及实行更多措施跟进罪犯进展，以更好地帮助他们。
黄国彦律师也希望强制治疗令涵盖的罪行范围扩大。他举例，对公务员使用刑事暴力，或蓄意伤害佣人的罪行都不在MTO范围内，罪犯就算因心理疾病犯下这些罪行，也无法进行强制治疗。
“我们在工作上常见到这些被遗漏的案件，按照法律，这些囚犯都不能获得MTO。”
装病蒙骗心理医生？没那么容易
有些罪犯视MTO为系统漏洞，认为可装病摆脱法律责任，但医生可凭经验和技能挑出这些人。
潘文仔医生表示，罪犯是否在装病，一直以来是评估的首要考量。“负责评估的心理医生的经验和技能是关键，以挑出装病且只想‘碰碰运气’的罪犯。”
另外，病例护理人员和医疗社工也会参与评估过程，医生也可通过心理测验探测罪犯是否在装病。若案件比较复杂，医生也可咨询上司或同事的意见，潘文仔医生强调，心理医生都不必独自处理案件。
曾负责数起涉及MTO的刑事案，包括引言中提到的抑郁症妇女案的黄国彦律师也认为，骗过心理卫生学院的医生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
“（这些医生）是经过训练的心理学专家，这是他们每天的工作，犯人的行为若有不一致之处，他们都看得出。”
曾判MTO刑事案件
个案 男医生偷拍男子
患有适应障碍与偷窥症的新加坡中央医院前医生杰里·纳加普塔（31岁）2020年面控，指他多次在商场内偷拍男人如厕，心理评估显示他适合接受强制治疗，法官最终判他接受强制治疗一年。
个案 大学教授到便利店偷窃
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余明裕（55岁）到便利店偷窃总值400多元财物，他2017年承认偷窃罪时，心理评估显示他案发时抑郁发作，法官判他接受18个月强制治疗。
个案 妇女骚扰邻居九年
妇女李吉林（65岁）骚扰马来邻居长达九年，包括朝他们丢生猪肉，多次被控蓄意伤害他人宗教或种族情感的罪名。她2017年被判接受两年强制治疗，但在治疗期结束后继续骚扰邻居，2020年再面控时因不肯听从指示吃药，不适合再接受强制治疗，被判12个月缓刑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