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念物理系，最后却当上了新加坡电视台驻中国首席代表”
唱歌唱上加利谷山
1971年初，我从南洋大学物理系荣誉学位毕业。有一天，RTS导播梁佩冰大姐打电话给我，说电台正在招聘兼职广播员，问我要不要去试试。我去了，顺利通过试音以及后来的面试，成为当时“新加坡广播电视台”（RTS）的兼职华语广播员。
在这之前，我对加利谷山并不陌生，事情还得从我大学一年级谈起。那年机缘巧合之下我参加了大学里的一个歌唱比赛，得了第一名，也因此认识了当时三位评判之一、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歌唱家苏燕卿女士。苏老师后来免费教我声乐， 在三年的时间里我连续考获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声乐5号和8号文凭，并多次在苏老师的介绍下到电台为梁佩冰大姐的《乘着歌声的翅膀》节目录音，也上过电视台简玉书导播的文艺歌曲节目。
当兼职广播员每个月会收到一份排班表。那时每一个兼职班是六小时，我会在身历声广播网、电台第三广播网或电视大楼的直播室里值班。我记得六小时里不用说太多话，每一个班的酬劳是30元，这在70年代初期是很不错的外快。
同一个时候，公共服务署为各个政府部门招聘职员，我的首选是RTS的助理导播一职，并参加了历时两天半的才能测试。我虽然顺利地通过了测试，却由于母亲的极力反对而在公共服务署的面试阶段选择了进入教育行列。一年后，我终于决定加入RTS。
落足中央制作组
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天，人事部职员叫我到中央制作组（CPU）报到。当时我只知道电视台有文艺歌曲节目和综艺节目如《合家共赏》，我从没听说过中央制作组。当我知道中央制作组做的节目跟宣扬政府政策有关时，我通过一位CPU的监制要求见当时的副台长黄李淑珍女士。我是在公共服务署的面试时见过黄李淑珍女士，我希望她把我调到其他部门。或许由于副台长很忙，我始终没见到她。与此同时，我得赶快把上司交给我的工作，也就是制作每天15分钟的《每日杂志》学上手。这个节目包括每天撰写一篇跟当天头条新闻有关的《新闻知识》，做一段跟时事有关的访问，以及根据电讯写几则简短有趣的《新闻点滴》。我们那时能依赖的资料只有通讯社发来的电讯和资料室有限的分类剪报，我几乎每天都在查字典、翻译、撰稿、录音、学习新的东西，于是也渐渐安定下来。
中央制作组有四种语文的制作单位，英、华、巫、印。在采访重大事件时，四个语文组都会派人出访，我记得曾跟英文组的龙美莲、马来组的Zainab 和淡米尔语的Kannapan一起出动。那时我们组的领导是郑明威先生，他同时也主管华文新闻组。
1974年中，我申请无薪假期不果辞职离开RTS，到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上电视制作课程，同时也在音乐学院修课。1975年底我重返加利谷山，那时除了制作《每日杂志》，也负责每两周一次的《电视座谈会》。这时，领导电视台华文时事和新闻组的是傅超贤先生，他也是当时的李光耀总理的新闻秘书。
1982年作者（右二）第一次执导《校际辩论会》，在一辆直播车OB Van 里指挥大局，右一是助导陈佩卿。
在前南洋大学于1975年开办大众传播系之前，新加坡高等学府里没有传媒系，除了少数有志于电视制作的人有机会到外国学习，许多编导都是在工作中学习行业技术。那时电视台也成立了一个训练中心，聘请英国BBC的退休电视人来主持电视制作课程。荷兰电台（Radio Netherlands）也曾多次为第三世界国家开办过为期三个多月的新闻和时事课程。我在1981年曾参加这个课程，回来不久就开始制作电视纪录片。
与戏剧结缘
80年代初作者开始拍纪录片，这是《走出厨房》的工作照，作者边走边访问当时在工会工作的 符喜泉女士（左一）。
80年代初期，RTS从一个政府部门转变成一个法定机构：新加坡广播局（SBC）。在广播局副主席郑东发先生的推动下，电视台戏剧处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一批香港影视人才被聘请来助我们一臂之力。1984年，《雾锁南洋》一剧把新加坡电视连续剧的水平推上了一个新高。然而，管理层担心香港专才可能对本地文化习俗不够了解，与其在拍片和剪片之后才发现错误，不如让本地人在故事构思阶段就参与连续剧的创作。于是， 四位包括我在内的时事组编导和资料收集员被借调到戏剧处，参与《雾锁南洋》续集《风雨同舟》和《赤道朝阳》的制作；中文新闻组也有好几位编辑被调到戏剧处学习连续剧制作。
1983年作者（居中）主持座谈会《米价知多少》。
我们四个人被分配在戏剧处的不同单位， 我是在故事创作组，每天与香港来的故事人梁立人先生和多位编剧一起“度桥” 创作故事。几个月一晃即过，完成了两部戏的创作，我们又回到时事组，刚好赶上投入1984年底的大选报道工作。
80年代作者被借调到戏剧处，这是与已故演员黄文永（后）、林明哲（左一）和编审林零（右二）合影。
1984年大选过后，戏剧处成立了一个四人剧本咨询组，我再次被借调到戏剧处参与审查剧本的工作，确保我们的电视连续剧，不论是剧情或对白都具有本地色彩。
1985年中，我丈夫再次有机会到美国度进修假。我申请了一年无薪假期，陪着三个孩子到波士顿上学。借这个机会，我到波士顿大学修读了一个美国纪录片课程。这个课程让我眼界大开，看到纪实节目也可以借助戏剧手段拍得很精彩。1986年中回到新加坡后，我一方面继续担任剧本咨询，一方面向管理层要求调回时事组。
扩展华文时事组
1987年初，我回到华文时事组，出任代总监。在这之前我从没有任何管理的经验，尤其是新的工作逼得我必须用我的第二语文写许多报告和建议，又是一番刻不容缓的历练。
华文时事组同仁于1984年录制完《校际辩论会》后合影。前排左三是林廷海副台长，左四是陈玉蝉总监，左五是时事处处长詹德拉。
从1987年到1997年初，我带领华文时事组10年。在这10年里，新加坡经济正逐步起飞，这从我们的薪金逐年调整可以感觉得到。随着时事处其他语言组的扩展，我们也逐步增添人手，开拓新节目。我刚回到华文时事组的时候，我们组大约有20人，制作的节目除了《每日杂志》之外，还有两周一次的电视杂志节目 《焦点三十分》，以及一些不定期的纪录片。在当时时事处处长詹德拉（Chandra- mohan）的支持下，我争取到以下节目的启播：
1989年，《联合早报》采访了华文时事组，那时我们组人才济济士气高昂，大家都尽心尽力地要做好节目。
《焦点三十分》在1988年成为每周一次的节目。
《星期二特写》一个每周一次的纪录片节目，在1990年5 月启播。
《财经追击》一个每周一次的财经节目，在1995年启播。
《人物专访》一个双周访谈节目，在1993至1995年播出。
《特别节目组》在1996年成立，除了负责《国会报道》之外，这一组也制作了两个各有13集的记录片系列：《家庭兵团》和《人在异乡》。
从事时事节目制作以来，作者有机会多次访问当年的李光耀资政。这是1991年，在总统府就“工运”问题的访问。
1992年初，作者在北京访问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 吴仪女士（右一）。
1995年4月，当时的李显龙副总理接受《人物专访》采访。
在这期间，《电视辩论会》这个由新加坡戏剧界前辈郭宝崑先生开创的节目形式，一直在华文时事组被保留下来。1988年我们办的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以及1993年我们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开创的《国际大专辩论会》，都成为轰动一时的区域文化盛事。
1996年拍摄《人在异乡》，与摄制队在老挝合影。
1997年初，我接受公司的调派，出任新加坡电视机构（TCS）驻中国首席代表时，华文时事节目组每周生产三个定期节目，并制作如《绳之以法》《国会报道》和其他许多重要节目，制作团队有44人。
值得回顾的节目
亚洲和国际大专辩论会（1988 和1993）
自70年代起，针对中学生的《校际辩论会》和针对大学生的《大专辩论会》每年在新加坡轮流举行。1988年我们扩展了办过一次的《亚洲大专辩论会》，请来六支队伍，它们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澳门、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当年8月， 六支队伍在加利谷山上精彩演出，那也是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之后，海峡两岸的大学生第一次面对面以辩论会的形式进行交锋，因此成为报章争相报道的盛事。最终，中国复旦大学队和台湾大学队进入大决赛，把“儒家思想能不能抵御西方歪风”这个命题辩得天翻地覆，被本地和国际媒体称为“世纪之辩”。
1993年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中国复旦大学队再次夺冠。 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是颁奖嘉宾。
199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新加坡广播局合作，在新加坡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八支参赛队伍包括了三支队是来自英语系国家。决赛时，中国复旦大学队和台湾大学队再次碰头，把“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辩得精彩万分。
随着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国际大专辩论会》的所有赛事，辩论之风在中国迅速刮起。大专院校、机关单位、街坊邻里都热衷于举办辩论会，一时之间，“对方辩友”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口头禅。
《国际大专辩论会》接着每两年举行一次，轮流在新加坡和北京举行。我们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这一项合作，一直维持到2011年。
星期二特写《梳起的岁月》（1991）
80年代末期，《焦点30分》是本地唯一一个华语杂志性时事节目，收视率很高（每周约40、50万人收看）。我向时事处处长 Chandramohan 建议开启一个记录片系列，他支持我的建议。《星期二特写》在1990年5月启播，制作队伍约八、九个人，由监制王丽凤带领。我们能争取到的时段并不十分理想，是星期二晚上10点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