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學念物理系，最後卻當上了新加坡電視台駐中國首席代表」
唱歌唱上加利谷山
1971年初，我從南洋大學物理系榮譽學位畢業。有一天，RTS導播梁佩冰大姐打電話給我，說電台正在招聘兼職廣播員，問我要不要去試試。我去了，順利通過試音以及後來的面試，成為當時「新加坡廣播電視台」（RTS）的兼職華語廣播員。
在這之前，我對加利谷山並不陌生，事情還得從我大學一年級談起。那年機緣巧合之下我參加了大學裡的一個歌唱比賽，得了第一名，也因此認識了當時三位評判之一、剛從英國留學回來的歌唱家蘇燕卿女士。蘇老師後來免費教我聲樂， 在三年的時間裡我連續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聲樂5號和8號文憑，並多次在蘇老師的介紹下到電台為梁佩冰大姐的《乘著歌聲的翅膀》節目錄音，也上過電視台簡玉書導播的文藝歌曲節目。
當兼職廣播員每個月會收到一份排班表。那時每一個兼職班是六小時，我會在身歷聲廣播網、電台第三廣播網或電視大樓的直播室里值班。我記得六小時里不用說太多話，每一個班的酬勞是30元，這在70年代初期是很不錯的外快。
同一個時候，公共服務署為各個政府部門招聘職員，我的首選是RTS的助理導播一職，並參加了歷時兩天半的才能測試。我雖然順利地通過了測試，卻由於母親的極力反對而在公共服務署的面試階段選擇了進入教育行列。一年後，我終於決定加入RTS。
落足中央製作組
記得我上班的第一天，人事部職員叫我到中央製作組（CPU）報到。當時我只知道電視台有文藝歌曲節目和綜藝節目如《合家共賞》，我從沒聽說過中央製作組。當我知道中央製作組做的節目跟宣揚政府政策有關時，我通過一位CPU的監製要求見當時的副台長黃李淑珍女士。我是在公共服務署的面試時見過黃李淑珍女士，我希望她把我調到其他部門。或許由於副台長很忙，我始終沒見到她。與此同時，我得趕快把上司交給我的工作，也就是製作每天15分鐘的《每日雜誌》學上手。這個節目包括每天撰寫一篇跟當天頭條新聞有關的《新聞知識》，做一段跟時事有關的訪問，以及根據電訊寫幾則簡短有趣的《新聞點滴》。我們那時能依賴的資料只有通訊社發來的電訊和資料室有限的分類剪報，我幾乎每天都在查字典、翻譯、撰稿、錄音、學習新的東西，於是也漸漸安定下來。
中央製作組有四種語文的製作單位，英、華、巫、印。在採訪重大事件時，四個語文組都會派人出訪，我記得曾跟英文組的龍美蓮、馬來組的Zainab 和淡米爾語的Kannapan一起出動。那時我們組的領導是鄭明威先生，他同時也主管華文新聞組。
1974年中，我申請無薪假期不果辭職離開RTS，到美國芝加哥的西北大學上電視製作課程，同時也在音樂學院修課。1975年底我重返加利谷山，那時除了製作《每日雜誌》，也負責每兩周一次的《電視座談會》。這時，領導電視台華文時事和新聞組的是傅超賢先生，他也是當時的李光耀總理的新聞秘書。
1982年作者（右二）第一次執導《校際辯論會》，在一輛直播車OB Van 里指揮大局，右一是助導陳佩卿。
在前南洋大學於1975年開辦大眾傳播系之前，新加坡高等學府里沒有傳媒系，除了少數有志於電視製作的人有機會到外國學習，許多編導都是在工作中學習行業技術。那時電視台也成立了一個訓練中心，聘請英國BBC的退休電視人來主持電視製作課程。荷蘭電台（Radio Netherlands）也曾多次為第三世界國家開辦過為期三個多月的新聞和時事課程。我在1981年曾參加這個課程，回來不久就開始製作電視紀錄片。
與戲劇結緣
80年代初作者開始拍紀錄片，這是《走出廚房》的工作照，作者邊走邊訪問當時在工會工作的 符喜泉女士（左一）。
80年代初期，RTS從一個政府部門轉變成一個法定機構：新加坡廣播局（SBC）。在廣播局副主席鄭東發先生的推動下，電視台戲劇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一批香港影視人才被聘請來助我們一臂之力。1984年，《霧鎖南洋》一劇把新加坡電視連續劇的水平推上了一個新高。然而，管理層擔心香港專才可能對本地文化習俗不夠了解，與其在拍片和剪片之後才發現錯誤，不如讓本地人在故事構思階段就參與連續劇的創作。於是， 四位包括我在內的時事組編導和資料收集員被借調到戲劇處，參與《霧鎖南洋》續集《風雨同舟》和《赤道朝陽》的製作；中文新聞組也有好幾位編輯被調到戲劇處學習連續劇製作。
1983年作者（居中）主持座談會《米價知多少》。
我們四個人被分配在戲劇處的不同單位， 我是在故事創作組，每天與香港來的故事人梁立人先生和多位編劇一起「度橋」 創作故事。幾個月一晃即過，完成了兩部戲的創作，我們又回到時事組，剛好趕上投入1984年底的大選報道工作。
80年代作者被借調到戲劇處，這是與已故演員黃文永（後）、林明哲（左一）和編審林零（右二）合影。
1984年大選過後，戲劇處成立了一個四人劇本諮詢組，我再次被借調到戲劇處參與審查劇本的工作，確保我們的電視連續劇，不論是劇情或對白都具有本地色彩。
1985年中，我丈夫再次有機會到美國度進修假。我申請了一年無薪假期，陪著三個孩子到波士頓上學。借這個機會，我到波士頓大學修讀了一個美國紀錄片課程。這個課程讓我眼界大開，看到紀實節目也可以藉助戲劇手段拍得很精彩。1986年中回到新加坡後，我一方面繼續擔任劇本諮詢，一方面向管理層要求調回時事組。
擴展華文時事組
1987年初，我回到華文時事組，出任代總監。在這之前我從沒有任何管理的經驗，尤其是新的工作逼得我必須用我的第二語文寫許多報告和建議，又是一番刻不容緩的歷練。
華文時事組同仁於1984年錄製完《校際辯論會》後合影。前排左三是林廷海副台長，左四是陳玉蟬總監，左五是時事處處長詹德拉。
從1987年到1997年初，我帶領華文時事組10年。在這10年里，新加坡經濟正逐步起飛，這從我們的薪金逐年調整可以感覺得到。隨著時事處其他語言組的擴展，我們也逐步增添人手，開拓新節目。我剛回到華文時事組的時候，我們組大約有20人，製作的節目除了《每日雜誌》之外，還有兩周一次的電視雜誌節目 《焦點三十分》，以及一些不定期的紀錄片。在當時時事處處長詹德拉（Chandra- mohan）的支持下，我爭取到以下節目的啟播：
1989年，《聯合早報》採訪了華文時事組，那時我們組人才濟濟士氣高昂，大家都盡心盡力地要做好節目。
《焦點三十分》在1988年成為每周一次的節目。
《星期二特寫》一個每周一次的紀錄片節目，在1990年5 月啟播。
《財經追擊》一個每周一次的財經節目，在1995年啟播。
《人物專訪》一個雙周訪談節目，在1993至1995年播出。
《特別節目組》在1996年成立，除了負責《國會報道》之外，這一組也製作了兩個各有13集的記錄片系列：《家庭兵團》和《人在異鄉》。
從事時事節目製作以來，作者有機會多次訪問當年的李光耀資政。這是1991年，在總統府就「工運」問題的訪問。
1992年初，作者在北京訪問時任中國商務部部長 吳儀女士（右一）。
1995年4月，當時的李顯龍副總理接受《人物專訪》採訪。
在這期間，《電視辯論會》這個由新加坡戲劇界前輩郭寶崑先生開創的節目形式，一直在華文時事組被保留下來。1988年我們辦的第二屆《亞洲大專辯論會》，以及1993年我們和中國中央電視台合作開創的《國際大專辯論會》，都成為轟動一時的區域文化盛事。
1996年拍攝《人在異鄉》，與攝製隊在寮國合影。
1997年初，我接受公司的調派，出任新加坡電視機構（TCS）駐中國首席代表時，華文時事節目組每周生產三個定期節目，並製作如《繩之以法》《國會報道》和其他許多重要節目，製作團隊有44人。
值得回顧的節目
亞洲和國際大專辯論會（1988 和1993）
自70年代起，針對中學生的《校際辯論會》和針對大學生的《大專辯論會》每年在新加坡輪流舉行。1988年我們擴展了辦過一次的《亞洲大專辯論會》，請來六支隊伍，它們來自中國、台灣、香港、澳門、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當年8月， 六支隊伍在加利谷山上精彩演出，那也是新中國在1949年成立之後，海峽兩岸的大學生第一次面對面以辯論會的形式進行交鋒，因此成為報章爭相報道的盛事。最終，中國復旦大學隊和台灣大學隊進入大決賽，把「儒家思想能不能抵禦西方歪風」這個命題辯得天翻地覆，被本地和國際媒體稱為「世紀之辯」。
1993年第一屆《國際大專辯論會》，中國復旦大學隊再次奪冠。 當時的副總理李顯龍是頒獎嘉賓。
1993年，中國中央電視台與新加坡廣播局合作，在新加坡舉辦了第一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八支參賽隊伍包括了三支隊是來自英語系國家。決賽時，中國復旦大學隊和台灣大學隊再次碰頭，把「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辯得精彩萬分。
隨著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國際大專辯論會》的所有賽事，辯論之風在中國迅速颳起。大專院校、機關單位、街坊鄰里都熱衷於舉辦辯論會，一時之間，「對方辯友」成了許多中國人的口頭禪。
《國際大專辯論會》接著每兩年舉行一次，輪流在新加坡和北京舉行。我們與中國中央電視台的這一項合作，一直維持到2011年。
星期二特寫《梳起的歲月》（1991）
80年代末期，《焦點30分》是本地唯一一個華語雜誌性時事節目，收視率很高（每周約40、50萬人收看）。我向時事處處長 Chandramohan 建議開啟一個記錄片系列，他支持我的建議。《星期二特寫》在1990年5月啟播，製作隊伍約八、九個人，由監製王麗鳳帶領。我們能爭取到的時段並不十分理想，是星期二晚上10點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