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原計劃在新加坡舉辦的國際會議,如果因為主辦方擔心十月的空氣品質,提前幾個月就改了地點,這筆損失會算在哪一天?改址時,天空也許還很晴朗;等煙霾真正到來,酒店的預訂表上早已看不到這場會議。
這是新加坡國立大學(NUS)經濟系助理教授杜馨茗在分析跨境煙霾時提醒讀者留意的一類成本。11月14日,NUS 文學暨社會科學院 Singapore Research Nexus 介紹了他在《海峽時報》發表的評論。文章指出,反覆出現的煙霾會改變企業和個人對未來的安排,而這些提前作出的決定,很少完整反映在污染損失統計中。
煙霾還沒來,經濟成本可能已經發生
據文章回顧,2026年10月,新加坡再度遭遇嚴重煙霾,主要源於印度尼西亞排水後的泥炭地發生火災。空氣品質連續數周出現「不健康」或「非常不健康」的讀數。低能見度干擾了實里達機場的航班,一級方程式賽車等國際活動也在空氣品質不佳的情況下舉行。
航班受擾容易記錄,更難統計的是那些根本沒有發生的行程和投資。杜馨茗教授以經濟學中的「規避成本」和「適應成本」解釋這一區別。會議主辦方可能提前改址,企業可能重新考慮擴張地點,專業人才也可能把空氣品質納入定居選擇。選擇留下的企業,則可能需要添置空氣過濾設備或調整工作安排。對依賴國際投資和高附加值服務業的新加坡來說,這些決定即使每次只涉及一家企業,也值得關注。

同一片天空下,不同工作的人有多少選擇?
大型企業通常有能力改善辦公室的空氣過濾,也較容易安排員工靈活辦公。小企業承擔同樣一筆設備開支,壓力可能大得多。對於工作地點就在戶外的人,改為居家辦公往往更難實現。
即便進入室內,影響也可能持續。文章援引的研究指出,空氣污染可能影響人在室內完成認知任務時的表現。對於依賴專注、判斷和分析的行業,只統計員工有沒有到崗,很難看出污染給工作帶來的全部代價。

新加坡可以怎樣影響境外的火源?
泥炭地火災發生在境外,煙霾卻會越過國界。土地經營者無須承擔其活動造成的全部環境和經濟損失,部分代價由鄰國居民、勞動者和企業承擔。杜馨茗教授指出,新加坡對境外土地使用的直接管轄有限,但作為區域大宗商品貿易和金融中心,它可以通過採購與融資影響經營者的決定。例如,提高供應鏈的可追溯性,讓買家更清楚商品來自哪裡;對防火措施經過核實的經營者提供融資激勵,讓預防火災也有經濟上的回報。
在國內,更清晰的煙霾應對流程,可以讓企業提早安排工作;有針對性的支持,則能幫助那些最難調整營業方式的小企業。文章還提到,新加坡國會修訂《跨境煙霾污染法》,將違規企業面臨的最高罰款從200萬新元提高至2000萬新元,並加強執法權力。
對新加坡而言,治理煙霾的長期成效,最終也會體現在一張未來的日程表上:當主辦方再次為十月的國際會議選址時,能否放心把地點定在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