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原计划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会议,如果因为主办方担心十月的空气质量,提前几个月就改了地点,这笔损失会算在哪一天?改址时,天空也许还很晴朗;等烟霾真正到来,酒店的预订表上早已看不到这场会议。
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经济系助理教授杜馨茗在分析跨境烟霾时提醒读者留意的一类成本。11月14日,NUS 文学暨社会科学院 Singapore Research Nexus 介绍了他在《海峡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反复出现的烟霾会改变企业和个人对未来的安排,而这些提前作出的决定,很少完整反映在污染损失统计中。
烟霾还没来,经济成本可能已经发生
据文章回顾,2026年10月,新加坡再度遭遇严重烟霾,主要源于印度尼西亚排水后的泥炭地发生火灾。空气质量连续数周出现“不健康”或“非常不健康”的读数。低能见度干扰了实里达机场的航班,一级方程式赛车等国际活动也在空气质量不佳的情况下举行。
航班受扰容易记录,更难统计的是那些根本没有发生的行程和投资。杜馨茗教授以经济学中的“规避成本”和“适应成本”解释这一区别。会议主办方可能提前改址,企业可能重新考虑扩张地点,专业人才也可能把空气质量纳入定居选择。选择留下的企业,则可能需要添置空气过滤设备或调整工作安排。对依赖国际投资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新加坡来说,这些决定即使每次只涉及一家企业,也值得关注。

同一片天空下,不同工作的人有多少选择?
大型企业通常有能力改善办公室的空气过滤,也较容易安排员工灵活办公。小企业承担同样一笔设备开支,压力可能大得多。对于工作地点就在户外的人,改为居家办公往往更难实现。
即便进入室内,影响也可能持续。文章援引的研究指出,空气污染可能影响人在室内完成认知任务时的表现。对于依赖专注、判断和分析的行业,只统计员工有没有到岗,很难看出污染给工作带来的全部代价。

新加坡可以怎样影响境外的火源?
泥炭地火灾发生在境外,烟霾却会越过国界。土地经营者无须承担其活动造成的全部环境和经济损失,部分代价由邻国居民、劳动者和企业承担。杜馨茗教授指出,新加坡对境外土地使用的直接管辖有限,但作为区域大宗商品贸易和金融中心,它可以通过采购与融资影响经营者的决定。例如,提高供应链的可追溯性,让买家更清楚商品来自哪里;对防火措施经过核实的经营者提供融资激励,让预防火灾也有经济上的回报。
在国内,更清晰的烟霾应对流程,可以让企业提早安排工作;有针对性的支持,则能帮助那些最难调整营业方式的小企业。文章还提到,新加坡国会修订《跨境烟霾污染法》,将违规企业面临的最高罚款从200万新元提高至2000万新元,并加强执法权力。
对新加坡而言,治理烟霾的长期成效,最终也会体现在一张未来的日程表上:当主办方再次为十月的国际会议选址时,能否放心把地点定在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