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ojector 熄燈的消息來得太突然了。
在一個常被戲謔為「文化沙漠」的城市裡，The Projector是生活在新加坡的文藝愛好者們為數不多甚至可以說是唯一可以用來反駁的存在。
你可以不愛它，但你得承認，它代表了一種另類的氣息：老舊影院改造的空間，黑暗廳堂里放映的冷門藝術片，牆壁上貼滿的復古海報——它既不整齊，也不宏大，卻正因為如此，顯得真實。
所以當那塊白板豎在門口，寫著「The Projector has gone dark and is closed indefinitely」的告別語時，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會感到失望，傷心，甚至還有些憤怒。
八月的節目單還安靜地躺在桌上，卻永遠無法上演。
昨天當我到The Projector的時候，正好有一波人想要進影廳看看，於是影廳的門被悄悄打開了，我也就隨他們一起進入了這個空間。
走在劇場裡，我想到公允地說，我必須承認，新加坡在政府支持的「大眾文化」，或者說「主流文化」的保護上成績斐然。
李光耀雙語基金會的設立，推動了從國家層面對語言與文化的保育。
國家美術館的「他者之城」展覽可以看見像常玉這樣的畫家的作品以外，還能看見新加坡本土劉抗和他的老師劉海粟的作品和故事，還有很多日本、越南的藝術家的繪畫、大漆作品，能感受到財大氣粗和一流的策展能力。
亞洲文明博物館的一樓大廳，是「黑石號」沉船展覽，以大手筆收購與展陳，像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一樣：自己沒有的，就花大價錢買來，用秩序與財富堆砌出「世界文化」的樣貌。
這是一種令人安心的文化策略：整齊、穩固、宏大，像有審美的鋼鐵直男一般，直接而不可置疑。
這種模式的確是許多國家夢寐以求的。它讓新加坡成為「模範國家」，在文化治理上樹立了一種樣板。
然而，主流或者大眾文化的穩固並不能掩蓋另一面：小眾文化，或者邊緣文化，亞文化的被孤立與凋敝。
與新加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來西亞的檳城。
從新加坡到檳城，下了火車或者飛機就能感受到各種文化的交融，是野蠻生長的，是自由而蓬勃的，是欣欣向榮而有生命力的。
那裡的文化生態更多依靠自發生長：街頭壁畫、老屋展覽、咖啡館裡的即興演出，既不整齊，也不宏大，卻充滿了自由呼吸的生命力。
而在新加坡，這樣也蠻的「小眾文化」往往難以找到立足之地。它既沒有政府的庇護，也沒有大資本的青睞，更難以形成社會層面的「共情」。
The Projector 便是這種處境的縮影。它靠著少數影迷與青年藝術家的支持堅持了十年，但最終仍難逃熄燈。
這不僅僅是一個影院的故事，而是一個城市文化肌理的真實寫照：如果沒有小眾文化的野生，文化的版圖終究缺了一角。
這種「邊緣」的困境，上個禮拜我在Asian Film Archive 舉辦的 Singapore Shorts 』25 也體會過。
那天，距離開場僅剩五分鐘，偌大的放映廳里只有我一個人。
我甚至在想，不至於吧，不至於「包場」吧，如果這放在北京上海，還剩5分鐘才進場我怕是只能座前兩排仰著脖子看了吧。（當然，新加坡的人口數量和北京上海也不是一個量級，所以為了防槓，我需要疊個甲，我想表達的意思就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小眾電影節，也常常是一票難求）
短片節里的作品大多稚嫩，青年導演們的常見毛病一應俱全：敘事技巧欠缺，情緒化的「無病呻吟」不少，這很正常，沒有那麼多一鳴驚人的天才，創作者都是在漫漫長路里不斷地糾偏，不斷地成熟。不過看到太稚嫩的片子背後如果有各種基金、協會的支持，我還是會感嘆，學院派有的時候還是很幸福的，至少有人支持你餓不死。
但是，看了12部短片後，有一部現實題材的片子讓我難以忘懷——它記錄的是新加坡的泰米爾勞工,名字叫《Vijay》
（電影圖片來自AFA官網）
片中勞工說，他們每天凌晨四點就要出門工作，公司的車會接上他們，「我們必須犧牲一些睡眠。」這是片子裡的原話。
所以我突然理解了，白天路過橋底、馬路邊、涼亭，組屋底下的void deck，樹底下陰涼處常常能看見倒頭補覺的外勞。
這些勞工的人數並不少，他們是城市裡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是卻幾乎沒有人去關注他們的處境，他們的生存現狀，他們的需求。
他們像空氣一樣被忽視卻又不可忽卻。
小眾文化何嘗不是如此？它並不是人數稀少的「孤島」，而是缺乏社會的凝視與保護。
勞工在陽光下找陰影補眠，The Projector 在繁華里熄燈，二者在我看來形成一種隱秘的呼應。
我還去查了一下AFA是否有政府機構的支持，得到是國家圖書館委員會的的子單位的答案之後，鬆了口氣。
The Projector 熄燈後，社會的反應迅速而複雜。
一份面向文化部長的公開請願書很快出現在網絡上。請願書把 The Projector 定義為「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sset」（文化基礎設施資產），認為它遠不止是一家私人影院，而是新加坡唯一的獨立放映空間，是文化版圖中不可替代的一塊。
請願書強調，The Projector 一直為本地與國際導演提供平台，放映具有歷史與文化意義的影片，培育觀眾的共情與審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載了新加坡的社會肌理。並進一步提出，政府應該像支持關鍵產業一樣，考慮通過補貼、低息貸款或戰略援助，來幫助 The Projector 渡過難關。
我認真研習了請願書，一邊感嘆新加坡人的確很會寫proposal，這個技能仿佛已經是刻在他們骨子裡的，一邊也在很擔心，是否轟轟烈烈請願之後，會是不了了之。
根據媒體的據報道，The Projector 已拖欠債務逾 120 萬新元。這個數字不反映出獨立文化空間運營的困難。
社交媒體上有人就提出，經營10年，只有這點債務，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希望政府相關部門或者機構可以考慮接盤，或者找人接盤。
120萬新元，也許大部分人沒有實感。我有實感。
上個禮拜寫雙語繪本的時候，寫過李光耀雙語基金會，根據他們的年報，在 2022 年的一項專項撥款中，基金會專門為本地兒童繪本設立了80 萬新元的項目，用以鼓勵創作者創作具有本土特色的雙語繪本。截至 2022/23 財年，基金會總收入約216 萬新元，其中高達 98%用於開展各類雙語教育項目，年度支出約為270 萬新元。
換言之，當國家願意投入數十萬至數百萬資金培養兒童繪本、推動雙語教育時，一間小眾的獨立影院卻難以獲得哪怕一點制度性的支撐。
這種差距不僅是財政上的，更是一種文化政策傾向的體現：哪些被視為「基礎設施」、哪些被棄置在市場邊緣？
社交媒體上的討論更把這種反差進一步放大。有人堅持：「The Projector 從一開始就是民間行為，本質上與政府無關，這筆錢不如把預算用在低收入家庭。」 另一位評論者直言：「我喜歡它，但它終究是私人商業，不該讓納稅人為之買單。」
還有人提出更尖銳的批判：The Projector 的關閉，與 Yale-NUS 的停辦很相似——在追求效率與秩序的同時，逐漸收緊了對多元與自由的容納。
而在影院門口的留言牆上，人們留下的卻是另一種溫柔的告別。「Viva La Projector, gone but never forgotten.」 「This is not goodbye, but the start of new beginnings.」
我在影廳里，拍下的最後一張照片，就是座位上Alvin Pang 的句子：「What we love gives us our names.」
這些請願、爭論與告別，共同構成了 The Projector 熄燈後的另一幕放映。它讓人看到：在新加坡，小眾文化的命運並不只是「市場規律」的結果，而是一場關乎文化價值與公共意義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