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學生社團 Bridging GAP（性別與政策）主辦的 2025/2026 學年社論競賽三等獎作品。Bridging GAP 致力於在公共政策學生群體中提升對性別議題的關注與認知。
清晨五點半，新加坡許多家庭的一天已經開始。年邁的父母被攙扶下床，早餐正在準備，校服要熨燙好，藥片按晨服、晚服分裝進塑料盒。等到寫字樓的燈火次第亮起，這些家庭里的勞作，早已進行了好幾個小時。這是一份體力消耗大、情緒負擔重，卻幾乎不被看見的工作。
每當我們談論「工作的未來」，話題往往很快轉向人工智慧、綠色就業和數字技能。這些討論當然重要，但其中遺漏了一個最基礎的事實：有償工作的運轉，依賴的是照護工作。無論經濟多麼先進，孩子、老人和殘障人士仍然需要每一天的照料。而在老齡化社會裡，照護需求不斷上升，家庭規模卻在持續縮小。作者 Krisnadi 認為，真正的政策問題其實非常直接：誰在提供照護？他們又獲得了怎樣的保護？
新加坡成功背後的隱形基石
新加坡治理能力極強，以高效政府著稱，但同樣高度依賴外籍家政工人來維繫家庭日常運轉、支撐公民的就業。截至 2025 年 6 月，新加坡的外籍家政工人已達 308,700 人，較 2020 年 12 月的 247,400 人顯著上升。同期，本地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62.5%。這一數據恰恰說明：家庭照護如何被安排，對人們能否進入勞動力市場至關重要。然而，作為這套照護安排核心的外籍家政工人，所獲得的法律保護卻遠弱於大多數其他工種：她們不受《僱傭法》保護；只能為登記在冊的僱主工作，居住地址也必須與申報住址一致；更換僱主通常需要現僱主同意，主動權始終握在僱主手中。雖然法規規定每周應有一天休息日，但其中每月只有一天不能用加班費替代。加上「住家」模式的存在，工作與休息的邊界在結構上本就相當脆弱。
編者註：《僱傭法》（Employment Act）是新加坡規範僱主與雇員權利義務的主要法律，涵蓋工時、加班、年假、病假等條款，但目前並不適用於外籍家政工人。
這套安排短期內尚可應付，但在人口結構的壓力下，已難言穩固。新加坡每位 65 歲及以上長者所對應的勞動年齡人口數，已從 1990 年的 10.5 人降到 2025 年的 3.3 人；65 歲以上公民的占比也從 2015 年的 13.1% 上升至 2025 年的 20.7%，預計到 2030 年還將進一步升至 23.9%。官方推算顯示，新加坡將在 2026 年邁入「超老齡社會」。說白了，家庭對照護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多。一套依賴工人低議價能力和法律脆弱性的用工體系，面對不斷攀升的照護需求，只會越來越難以為繼。經濟層面的脆弱性，其實在僱傭關係一開始就已埋下。據新加坡人力部數據，雇用一位新家政工人的前期平均支出的中位數約為 4,700 新元，其中約有一半，僱主會在之後從工人的工資里扣回。換句話說，這部分費用名義上由僱主先行墊付，實際上最終由工人自己承擔。而家政工人所承擔的招聘費用，有相當一部分其實是她們在離開母國、來新加坡之前就已經產生，這部分已經超出了新加坡法律的監管範圍。
也正因如此，這個議題並不局限於新加坡。許多經濟體都在同時面對兩件事：一邊要提高勞動參與率，一邊要應對老齡化帶來的照護缺口。而一種常見的捷徑是：引入勞動力，卻沒有同步引入相應的勞動權利保障。這種做法短期內確實減輕了接收國中產家庭的壓力，但把風險和不確定性，轉嫁到了外籍女性工人及其家庭身上。這種做法在所謂「全球照護鏈條」中並不少見。作者援引國際勞工組織（ILO）數據指出，全球約有 7,560 萬名家政工人，占全部勞動者的 4.5%，其中絕大多數為女性，相當一部分是移民工人，而這個群體中 81% 至今仍處於非正式就業狀態。
真正的問題是：如何把制度設計好
更好的方案是存在的，而新加坡恰好有條件先行探索。新加坡長期擁有大規模構建複雜體系的實踐經驗，因此，照護領域理應獲得與交通、住房、醫療衛生同等程度的政策重視。作者就此提出了五點建議。
其一，明確家政工人可強制執行的勞動基準。包括每周休息日、帶薪病假、明晰的工時約定，以及行之有效的投訴與爭議解決機制。私人住宅場景監管難度更高，但可通過完善備案制度、開展專項檢查、設立保密舉報渠道等方式，提升監管執行效能。
其二，完善勞工轉換規則。保障工人在遭遇僱主虐待或違規用工的情況下可自主離職，且不會立刻喪失合法身份。更為安全的轉換渠道能夠改善工人的弱勢處境、優化勞資匹配效率、也能遏制強制管控行為。這既保護了工人，也讓勞動力市場更加健康。
其三，推動照護工作的職業化。事實上，許多家庭照護早已包含用藥管理、行動輔助、失智症看護以及高強度的情緒勞動。通過培訓和認證承認這些技能，並把工資晉升與能力、經驗、專業方向掛鉤，家庭能獲得更優質的照護，工人也能擁有真實的職業上升通道。
其四，同步擴大公共和社區照護服務。如今許多家庭面對的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由家人無償承擔，要麼請全天候的住家工人。更多日託名額、養老中心、暫托服務以及居家支持項目，可以緩解這種困境，也能創造出標準更清晰的正式照護崗位。
其五，讓性別政策與照護政策對齊。如果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是國家優先事項，那麼未被計價的照護勞動就不應繼續充當一種「隱形補貼」。育兒假的設計、可預期的排班制度、對照護者友好的職場文化，決定了誰來承擔家庭層面的照護衝擊。如果這些配套改革長期缺席，女性仍將是默默承擔調整成本的那一方。
編者註：「暫托服務」 (respite care) 是指為長期承擔照護責任的家庭成員提供臨時替代性照護，讓其得以短暫休息、恢復精力的一類專業服務，在老齡化社會的公共養老體系中較為常見。
前置投入，替代事後兜底
不少人會提出關切：這些制度安排的財政負擔怎麼辦？這種擔憂有其道理，但現行模式的成本其實一點都不低，只是以隱形的方式分散在各處：家庭承受著壓力與倦怠，工人付出健康與收入的代價，僱主吞下高流失率與缺勤成本，而公共系統最終要處理私人應對失靈後積壓下來的種種難題。作者指出，更早地投入到照護制度建設中，本質上是把這些成本從「緊急救火」轉為「有計劃的政策支出」。
更深層的啟示其實很簡單：工作的未來走向，取決於普通民眾能否在維持生計的同時相互照護，且無需為此承受代價。新加坡擁有推動這一轉型所需的行政能力、財政空間和政策定力。如果它真的做到了，那麼它將為其他面對同樣挑戰的老齡化經濟體提供一個切實可參照的樣本。
清晨的第一縷陽光尚未升起，照護工作就已經在托舉著整個經濟的運轉。是時候讓公共政策也趕上這個現實了。
文章來源：Global-is-Asian，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
作者：Muhammad Faiz Kris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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