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生社团 Bridging GAP（性别与政策）主办的 2025/2026 学年社论竞赛三等奖作品。Bridging GAP 致力于在公共政策学生群体中提升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与认知。
清晨五点半，新加坡许多家庭的一天已经开始。年迈的父母被搀扶下床，早餐正在准备，校服要熨烫好，药片按晨服、晚服分装进塑料盒。等到写字楼的灯火次第亮起，这些家庭里的劳作，早已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这是一份体力消耗大、情绪负担重，却几乎不被看见的工作。
每当我们谈论“工作的未来”，话题往往很快转向人工智能、绿色就业和数字技能。这些讨论当然重要，但其中遗漏了一个最基础的事实：有偿工作的运转，依赖的是照护工作。无论经济多么先进，孩子、老人和残障人士仍然需要每一天的照料。而在老龄化社会里，照护需求不断上升，家庭规模却在持续缩小。作者 Krisnadi 认为，真正的政策问题其实非常直接：谁在提供照护？他们又获得了怎样的保护？
新加坡成功背后的隐形基石
新加坡治理能力极强，以高效政府著称，但同样高度依赖外籍家政工人来维系家庭日常运转、支撑公民的就业。截至 2025 年 6 月，新加坡的外籍家政工人已达 308,700 人，较 2020 年 12 月的 247,400 人显著上升。同期，本地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62.5%。这一数据恰恰说明：家庭照护如何被安排，对人们能否进入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然而，作为这套照护安排核心的外籍家政工人，所获得的法律保护却远弱于大多数其他工种：她们不受《雇佣法》保护；只能为登记在册的雇主工作，居住地址也必须与申报住址一致；更换雇主通常需要现雇主同意，主动权始终握在雇主手中。虽然法规规定每周应有一天休息日，但其中每月只有一天不能用加班费替代。加上“住家”模式的存在，工作与休息的边界在结构上本就相当脆弱。
编者注：《雇佣法》（Employment Act）是新加坡规范雇主与雇员权利义务的主要法律，涵盖工时、加班、年假、病假等条款，但目前并不适用于外籍家政工人。
这套安排短期内尚可应付，但在人口结构的压力下，已难言稳固。新加坡每位 65 岁及以上长者所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已从 1990 年的 10.5 人降到 2025 年的 3.3 人；65 岁以上公民的占比也从 2015 年的 13.1% 上升至 2025 年的 20.7%，预计到 2030 年还将进一步升至 23.9%。官方推算显示，新加坡将在 2026 年迈入“超老龄社会”。说白了，家庭对照护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一套依赖工人低议价能力和法律脆弱性的用工体系，面对不断攀升的照护需求，只会越来越难以为继。经济层面的脆弱性，其实在雇佣关系一开始就已埋下。据新加坡人力部数据，雇用一位新家政工人的前期平均支出的中位数约为 4,700 新元，其中约有一半，雇主会在之后从工人的工资里扣回。换句话说，这部分费用名义上由雇主先行垫付，实际上最终由工人自己承担。而家政工人所承担的招聘费用，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她们在离开母国、来新加坡之前就已经产生，这部分已经超出了新加坡法律的监管范围。
也正因如此，这个议题并不局限于新加坡。许多经济体都在同时面对两件事：一边要提高劳动参与率，一边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照护缺口。而一种常见的捷径是：引入劳动力，却没有同步引入相应的劳动权利保障。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减轻了接收国中产家庭的压力，但把风险和不确定性，转嫁到了外籍女性工人及其家庭身上。这种做法在所谓“全球照护链条”中并不少见。作者援引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指出，全球约有 7,560 万名家政工人，占全部劳动者的 4.5%，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相当一部分是移民工人，而这个群体中 81% 至今仍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把制度设计好
更好的方案是存在的，而新加坡恰好有条件先行探索。新加坡长期拥有大规模构建复杂体系的实践经验，因此，照护领域理应获得与交通、住房、医疗卫生同等程度的政策重视。作者就此提出了五点建议。
其一，明确家政工人可强制执行的劳动基准。包括每周休息日、带薪病假、明晰的工时约定，以及行之有效的投诉与争议解决机制。私人住宅场景监管难度更高，但可通过完善备案制度、开展专项检查、设立保密举报渠道等方式，提升监管执行效能。
其二，完善劳工转换规则。保障工人在遭遇雇主虐待或违规用工的情况下可自主离职，且不会立刻丧失合法身份。更为安全的转换渠道能够改善工人的弱势处境、优化劳资匹配效率、也能遏制强制管控行为。这既保护了工人，也让劳动力市场更加健康。
其三，推动照护工作的职业化。事实上，许多家庭照护早已包含用药管理、行动辅助、失智症看护以及高强度的情绪劳动。通过培训和认证承认这些技能，并把工资晋升与能力、经验、专业方向挂钩，家庭能获得更优质的照护，工人也能拥有真实的职业上升通道。
其四，同步扩大公共和社区照护服务。如今许多家庭面对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由家人无偿承担，要么请全天候的住家工人。更多日托名额、养老中心、暂托服务以及居家支持项目，可以缓解这种困境，也能创造出标准更清晰的正式照护岗位。
其五，让性别政策与照护政策对齐。如果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是国家优先事项，那么未被计价的照护劳动就不应继续充当一种“隐形补贴”。育儿假的设计、可预期的排班制度、对照护者友好的职场文化，决定了谁来承担家庭层面的照护冲击。如果这些配套改革长期缺席，女性仍将是默默承担调整成本的那一方。
编者注：“暂托服务” (respite care) 是指为长期承担照护责任的家庭成员提供临时替代性照护，让其得以短暂休息、恢复精力的一类专业服务，在老龄化社会的公共养老体系中较为常见。
前置投入，替代事后兜底
不少人会提出关切：这些制度安排的财政负担怎么办？这种担忧有其道理，但现行模式的成本其实一点都不低，只是以隐形的方式分散在各处：家庭承受着压力与倦怠，工人付出健康与收入的代价，雇主吞下高流失率与缺勤成本，而公共系统最终要处理私人应对失灵后积压下来的种种难题。作者指出，更早地投入到照护制度建设中，本质上是把这些成本从“紧急救火”转为“有计划的政策支出”。
更深层的启示其实很简单：工作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普通民众能否在维持生计的同时相互照护，且无需为此承受代价。新加坡拥有推动这一转型所需的行政能力、财政空间和政策定力。如果它真的做到了，那么它将为其他面对同样挑战的老龄化经济体提供一个切实可参照的样本。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尚未升起，照护工作就已经在托举着整个经济的运转。是时候让公共政策也赶上这个现实了。
文章来源：Global-is-Asian，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
作者：Muhammad Faiz Kris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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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官方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