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最近在讀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寫的《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這本書詳細講述了他建設新加坡的過程。
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與其說李光耀是個政治家，倒不如說他是個社會心理學家，他了解人的心理，尤其是集體心理，並能將其利用到建設以及管理一個國家中。
小曼今天只講李光耀的一個舉措——他把英語設定為新加坡的第一語言。新加坡主要有四個種族，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歐亞人。四個種族的人說著完全不同的語言。
李光耀讓全民說英語，學校也以英語為教學語言。這一舉措受到了占新加坡總人口近80%的華人的反對。
他在書中寫道，他設置英語為第一語言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與國際接軌，讓新加坡人能有更多的工作機會。當時使用漢語的中國遠遠落後於使用英語的英美國家。
除此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希望新加坡的任何一個種族存在優越感。
優越感是種族衝突的根，比如盧安達大屠殺的根源就是殖民政府把盧安達人分成了優等人和劣等人，當優等人一旦失去優勢，劣等人掌權後，一場毀滅性的種族大屠殺便發生了。（可以點擊看小曼的另一篇文章——《好人如何變成惡魔？》）
不同種語言之間本沒有優劣之分，但是一旦某種語言被設定為官方語言，說這一類語言的人便產生了優越感。普通話於方言，英語於漢語，都是如此。
而英語對於新加坡所有種族的人來說，都是新的語言，也便不存在說哪種語言的人會有優越感。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不同群體之間的共同點越多，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就越小。一旦四個種族的人開始說同一種語言，產生了共同點，而且能順暢地溝通交流，互相了解，便能大大地降低衝突發生的可能。
到了1979年，李光耀又開展了一場「推廣漢語」的運動。在李光耀的書中，他解釋的原因是他不希望新加坡的華人丟掉了文化上的「根」。李光耀和他的妻子曾在劍橋大學留學，只在新加坡受過英式教育的兩人感到了強烈的失落感，尤其是在遇到說漢語的中國人時。
他說作為華人，他們不會說漢語也不了解中國文化，但殖民新加坡的英國也不能給他們歸屬感，他們迷失在中西方文化之間。所以，他不希望新加坡的華人和他當年一樣，成為沒有文化根源的人。
可是，小曼認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時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了，學習漢語對於新加坡人來說，無疑能為他們打開另一個人口大國的市場。這也是小曼佩服李光耀的一點——他是一個極其務實的人。
李光耀的這一政治舉措，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確實能大大降低種族衝突的可能性；從務實的角度來看，讓新加坡人擁有了快速融入中西方市場的雙重優勢
這一舉措對於兒童教育的啟示：
當下以及未來，英語仍會是國際社會的通用語言，對於想要走入國際社會的孩子，精通英語仍很重要，而且不僅是學習一門語言，更要了解語言背後的思維方式。而中文以及中國文化作為我們的根，不能捨棄，沒有文化認同感是孤獨且可悲的。另一方面，中國在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更看重國內的市場，從務實的角度，中文和中國文化也不可丟。
結合自身特點，學習世界先進文化，為我所用，開放自我，迎接世界，但要保留自己文化上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