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郭振羽教授
郭振宇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創院院長、終身名譽教授，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知名的傳播學學者。出生於中國福建，成長於中國台灣，1972年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1973年移居新加坡。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現任新躍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主任。郭教授向來關注新加坡的語言與文化發展，2016年11月25日應《怡和世紀》邀請，到怡和軒與編委同仁進行交流時，針對一些有關新加坡語言與文化有關的議題，與同仁分享他的觀察與思考。以下為郭教授當天的談話摘錄。
——編者按
問：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區域語言中心的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中發表一篇論文，根據一些統計數字指出，本地能夠聽懂六種語言的人數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結論，在有利的環境底下，要學習官方語言（華語或者英語），不必要犧牲方言的學習。您講話後不到幾個月，建國總理李光耀就啟動了旨在取締方言的講華語運動。您第一時間有怎樣的反應？從語言學角度，您當時是怎麼看待那個即將展開的運動的？
答：語言的問題，其實是我在讀博士的時候就開始做的研究，我的論文和這個有關係。我那時在美國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學請我來，大約就是因為我做語言社會學(sociology of language)這個課題。我來新之後開始關注新加坡語言狀況，在70年代已經發表了幾篇論文。
據我的觀察，李光耀先生從1978年起已經好幾次上電視演講和座談，又到南大談語言，談雙語問題。看得出來他已經很密集地在做準備了，而我正好那時就在那個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當然我在寫講稿的時候已經看到當局的方言政策趨向，所以我結論才會談到兩種語言的學習不是對立的關係，可以同時學得多、學得好。我也知道這個跟當局當時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還記得，我上午發表報告，中午在餐廳吃飯時就聽到新聞廣播，報道我的研究內容。這個課題，好像忽然就變得很受各方重視。到了九月初李總理為講華語運動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觀點不符合官方論點，是政治上不正確的。這是當年一個背景。
李先生認為不同語言的學習是「零和」的關係。他認為人的腦筋就如電腦一樣，你這邊多儲存多用，那邊就少了，認為多用方言，必然會影響到華語的學習和使用，因此，必須以決斷的手段，鉗制方言。可是，心理學家不是這樣說的。人腦有很多潛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強。在這個問題，多年來李先生的想法前後很一致，可說是他一輩子的堅持。一直到他最後出版的兩本書——《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2012)和《李光耀觀天下》(2013)——他都是這樣堅持的。
我卻始終認為，讓方言沒落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覺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畢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維繫的一個重要紐帶，尤其是早期的老人們，沒有了方言，他們和晚輩間的溝通的確出現了困難。關於華語與方言的關係，究竟是不是「零和」關係，在語言學上是有爭議的。有不少學者認為學習方言有助於學習華語，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層的華族文化可以互補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現的價值觀，和華族文化價值觀，更是一脈相傳，融為一體。總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獸；方言和華語也不是「零和」關係。毋庸置疑，方言與特定華人族群的文化傳承和身份認同是有一定關聯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從社會學和語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認為語言環境不必「一刀切」。多種語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滅），其實是一種更理想的社會文化景觀，也會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環境充滿活力。
這麼多年來在不同的場合，我基本上一直表達這樣的看法：對方言這麼樣地打壓，對語言環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實是矯枉過正，譬如馬上學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證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時一碰到一些問題一些阻力，結果又調整政策，半途改轍。
李光耀先生要壓制方言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深信方言對華人社群、華人社會的整合是負面大於正面的。從十九世紀開始到二十世紀，不同省籍的華人，幫派之間，有很多衝突，甚至於流血械鬥，經過了許多時間的努力才慢慢融和。以華語彌平分歧，融合華族，是李光耀語言政策的一個重點。
大家容易忽視的是，李光耀生前最後一次就語言問題發表談話，是2013年8月在他的選區國慶晚宴談話。他引述美國心理學家研究結果說，同時教導兩或三歲小孩多種語文並不會對孩子的學習造成混亂。「美國社會科學家已經證明，儘早教孩子更多語文，孩子掌握這些語文的機會就更高。」（早報2013.08.17）這段重要談話是不是表示他老人家最後修正了他對語言學習「零和」關係的看法？如今斯人已逝，我們是無從查證了。
問：您剛剛提到方言文化與高一層的華族文化。請問在一個像新加坡這樣的特定移民社會裡，方言在保存與傳承華族傳統文化能扮演怎樣的角色？
答：講這個問題，要先知道方言對新加坡社會，對新加坡華族社會的定位在哪裡，方言的重要性在哪裡。從根本來講，新加坡華族文化向來都是經過方言文化演變過來的。民間習俗信仰等等，都是以方言為載體，延續傳承下來。當然這中間，延續下來之後有時會調整，有時有變化，這都屬文化演變的一部分，但基本上是以方言群方言文化為基礎的。這在人類學社會學上，稱為「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
在小傳統之上，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就是孔孟思想、文學、哲學等等，層次比較高的。都是經過文學、經過哲學、經過教育，經過高級知識分子來承傳下去的。十九世紀、二十世紀，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到新加坡來，進入報館、學校，包括短期來的，譬如巴金、郁達夫等等。有些來了之後，因種種原因，也許就長期留了下來。這些人把華族文化比較上層的，所謂大傳統帶過來，作用最高，貢獻最大。不過外來的人才流動性很大，要讓文化在這邊能夠生根，能夠成長，當然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的華校生。但是長年以來我們的華校教育基礎不夠，一直到南洋大學成立，才開始建立基礎，才出現一個高潮，高潮就在南洋大學。當南洋大學成立，聘請到一批早期從中國出來（包括來自台灣）的學者，開啟了海外中華文化的教授和傳承。當年有這批老師輩傳授下來，累積到足夠的基礎，就可以開始慢慢發揚光大。只可惜後來南大關掉了，新加坡就很難維繫剛剛冒芽的本土華文傳統，沒有辦法再傳到下一代了。
而以方言為載體的小傳統，長時間在本地華社將近兩百年的歷史裡，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基本上當年華族文化靠的就是這個小傳統。把這個基礎拿掉，就有危機了。
講華語運動的結果是打擊方言，那就把小傳統削弱了。與此同時，政府也很希望把大傳統帶進來。所以當時也提倡儒學教育、儒家倫理，這其實也是希望把傳統文化的上層建築建立起來。可是，這麼做還是沒有成功，因為基礎已經削弱了。
再往前看，我要提到新移民的參與和貢獻。這個課題到現在好像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我覺得九十年代之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對未來新加坡華族文化的發展，會發生重要作用。這批新移民有其文化背景文化素養，有不少人多年來已經積極參與新加坡的文化活動，做出貢獻。新加坡華族人口在50歲以上還有一批所謂的華校生，50歲以下就有了斷層，而且逐年減弱。而補充接續這個斷層的，正是90年代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可以說是延續中華文化的生力軍。
關於華語與方言的關係，究竟是不是「零和」關係，在語言學上是有爭議的。有不少學者認為學習方言有助於學習華語，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層的華族文化可以互補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現的價值觀，和華族文化價值觀，更是一脈相傳，融為一體。總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獸；方言和華語也不是「零和」關係。——郭振羽教授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多來自北方，跟原來這裡以閩粵文化為背景的華族人口，不免有點距離，對近年新加坡要強調的本土意識本土認同，必然是一衝擊。新舊華族人口的互動和交流，未來發展會怎麼樣，如何融合，對華族文化長期發展會有怎樣的影響，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新加坡華族文化發展的大背景，是一兩百年來中國文化本身的歷史進程。新加坡和大中華地區的交流交往其實從來沒有間斷過，也是新加坡的重要文化資源。這方面的交流，隨著中國國力崛起，將會更趨加深。這方面的交流一向來新加坡是接受的多，回流的少。只有在大眾文化上面，所謂流行文化方面，我們還有孫燕姿，還有林俊傑，占一席之地，雖然有限，卻極有意義。
問：政府當初顯然是以雙語教育政策做為推廣華語運動的理論根據。您曾在1986年說過，「雙語教育的目標應該是『雙文化』的學習，也就是對傳統和現代文化精髓的吸收，必需有深度地去學習。」回顧近四十年的講華語運動，您認為我們在培養雙文化人才方面有了哪些具體成就？或在政策上有哪些不足？
答：記得吳作棟總理是在1993年才提出雙文化這個的政策，我倒是更早就有此議。早期的雙語教育失敗的地方是只重教學，不懂教育。重視的都是在學華文，要認識多少字。考試是考什麼呢，小學一年級要認識多少字，二年級認識多少字。因為有這個要求，學生就要很努力、很痛苦地過這個關。到最後既不懂文化，也不會欣賞文字，這是它失敗的地方。之後政策上其實有調整，有浸濡，以各種方式提升學生對文化的認識。當然講到最後，新加坡還是太重視考試成績。我的學生有不少是特選中學出來的。畢業三年四年之後，華文書華文報都不看了。他考試過關，華文成績不錯，已經很高興了，生活中再沒有華語華文的影子。
不過，我還是要肯定李光耀先生的貢獻。過去這幾十年，要是沒有他全力推動華語，華語的地位會更糟糕。這一點很多人可能有不同意見。內閣裡面，所有比他晚一輩的，吳作棟這一輩的人，華語都是他逼出來的。我相信對於雙語，李光耀是有誠意的。你不能說，他打擊方言，也說他打擊華文華語。但是他的認識只能到這裡，也有現實的考慮，結果只能推動華語無法推動華文，最後只能講不會寫。這些是他面對的限度。如果說他的目標是希望新加坡成為一個完全講英語的社會，那是不公平的。
問：從語言環境的變化來看，方言的沒落導致華語的萎縮、影響到華語的整體能量，等到政府也希望把您說的大傳統帶進來，提倡儒家教育、儒家倫理以建造高層次的華族文化時就有點力不從心。記得李光耀很欣賞杜維明，原因恐怕就是杜維明同意說，儒學可以用英文來傳授。這牽涉到的，是語言與文化學習之間的關係，您如何看待？
答：這是兩回事。一般人，包括華社的主流，常常有這樣的說法，認為學了英語你就變壞了。學了英文就會吸毒、犯罪、男女濫交，然後說一定要學中文才懂得什麼是孝順、什麼是文化。這個論點我很早就表示不同意。
杜維明的話，我是同意的。講到文化的學習，雙文化的學習要是沒有學好，就變成半文化，兩邊都沒有學好。我很強調，把英文學好，把英國文學，世界文學、西方哲學這一套弄通，就是一個文化人。絕對不能夠說，我懂中文你不懂中文，就自以為高人一等。所以，我可以理解杜維明為什麼這麼說。他也必需這麼說，因為他要在本地傳授的是儒學。
至於華語華文隨著方言同時萎縮，這是一個問題。特別是在七八十年代受打擊最厲害的時候，這個是比較遺憾的。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崛起，社會大眾對華語文的態度有某種程度的改變，開始出現更正面的態度。至於說到現在，對現在第三代第四代的領導人的雙語言雙文化的背景，我是蠻正面看待的。譬如王瑞傑、陳振聲，現在的兩位教育部長王乙康和黃志明，還有我們的幾位女將，楊莉明、沈穎、劉燕玲。他們的雙語程度，比他們的高一輩要強，比李顯龍都強。他們的學習過程，真的就是從雙語開始學上來的。我覺得他們對語言問題有一定的理解和認識。就這一點來講，因為他們有這樣的背景，在做決策的時候，比較可以理解到華語的重要性，制定語言政策應該是沒有問題。問題是政治的干預，很少別的社會有這麼強勢、這麼有效率的政府，可以徹底執行政策。假如政治影響的力量不要那麼強，只是作為一個語言變遷的因素之一，民間還有足夠的力量來做調整，就有自然的演變，這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問：要是沒有講華語運動，沒有政府的行政干預，讓方言自然演變，方言會不會淪落到像今天這樣的程度？
答：我想不至於這樣，但一定會減弱。你到中國去，到各個地方去，情況還是一樣的，有些地方方言保留得強一點，有些地方還是不行。特別是像新加坡這樣一個大都會。你到福建去，到永定，到龍岩，方言可能多一點。到廈門，方言用的就比較少了。一個大都會，肯定什麼人都來了，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公共」的語言。在新加坡的演變，差異在因為有政治介入，所以情況有點受到扭曲。要是讓它自然演變，自然有不同的力量在互動，發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