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霾下的新加坡
今年目前的峰值192，還沒有達到2013或2015年那種極端程度。但今年讓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它的反覆和持續。近期有報道指出，在強厄爾尼諾影響下，區域性的高溫乾燥和火險可能持續更久，煙霾也存在在今年年底甚至明年初再次影響新加坡的風險。這裡所說的「持續到明年」，當然並不是天空從現在開始一路灰到2027年，而是煙霾反覆出現的風險窗口可能比往年更長。
為什麼街上還是沒什麼人戴口罩？
煙霾加重之後，新加坡政府各部門也重新啟動了相應措施。目前的安排是，如果24小時 PSI 超過200，進入「非常不健康」範圍，政府將開始向符合資格的較脆弱群體和有需要者發放 N95 口罩；如果第二天預測 PSI 超過300，進入「危險」範圍，教育部將考慮停課。對於戶外工作人員，人力部的指引也更加具體。PSI 在101至200時，應減少長時間或高強度戶外工作；201至300時應儘量避免；超過300以後，則應把戶外工作壓縮到最低。隨著空氣品質進一步惡化，衛生部也從10月12日起啟動煙霾津貼計劃和公共衛生防範診所計劃，為符合條件的兒童、老人和中低收入新加坡公民提供煙霾相關疾病的補貼醫療服務。
但有意思的是，我走在街上發現真正戴口罩的人依然很少，甚至還有人在跑步和其他戶外運動。以至於最開始我還想，難不成新加坡人經歷多了，已經練出了某種「煙霾抗性」？後來我發現，並不是新加坡人真的練出了什麼「煙霾抗性」。按照衛生部的指引，對健康成年人來說，日常通勤這種短時間暴露通常並不需要佩戴 N95。官方更強調的是減少長時間、高強度的戶外活動，並重點保護老人、兒童、孕婦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群。換句話說，街上沒有人人戴著 N95，並不代表大家完全不在乎，只是這裡的公共衛生建議更加講究暴露時間、活動強度和個人健康狀況。
煙霾下的新加坡行人
下一場雨，能把煙霾洗掉嗎？
這是我最近特別好奇的一個問題。我查了一些資料後發現，答案是：可以，但只能暫時緩解。雨滴在下降的過程中，確實可以捕捉空氣中的一部分懸浮顆粒物，把它們帶到地面。因此，9月21日新加坡降雨以後，多地的 PSI 和一小時 PM2.5 都出現下降。所以我們常常會覺得雨後的空氣特別清新，這並不完全是心理作用。但現實的問題是，如果上游的森林和泥炭地仍在燃燒，風也繼續朝新加坡吹，一場雨只是把眼前的空氣暫時刷新了一遍。就好比是它按下了刷新鍵，卻沒有按下刪除鍵。
至於能不能用「看得清不清楚」和「聞不聞得到焦味」判斷污染程度，答案也是否定的。空氣濕度本身就會影響能見度。空氣里的顆粒吸附水分之後會變大，也會散射更多光，所以有時候下雨或濕度特別高，反而看起來更加灰濛濛。氣味也一樣。森林和泥炭燃燒會產生很多有氣味的氣體，但這些氣體並不完全等同於 PSI 所監測的污染物。因此，有時候你已經聞到焦味，PM2.5 還沒有明顯上升；有時候空氣污染已經很高，鼻子卻什麼也沒有聞到。我們的鼻子不是空氣品質監測站，眼睛也不是，所以出門之前，最好還是看一眼官方監測數據。
煙霾下的新加坡
如果煙從印尼來，那是不是「都是印尼的錯」？
我覺得不是。或者至少，這樣的說法把真正的問題簡化了很多。當然，火災發生在哪裡，當地政府和土地經營者首先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非法縱火、違規開墾、企業缺乏監管，都應該被調查和追責。但如果我們的討論最後只變成一句「為什麼印尼每年又燒起來了」，那我們其實並沒有真正理解這個問題的本質，因為印尼自己也是煙霾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今年大規模火災不僅影響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印尼當地同樣出現嚴重空氣污染和大量呼吸道疾病，森林、泥炭地、野生動物棲息地和當地居民都在承受代價。而這也讓我想到另一個更大的問題。很多今天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已開發國家，在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污染時，很容易忘記自己的歷史。1952年的倫敦「大煙霧」持續了五天，當月估計造成約4000例額外死亡，大量污染來自家庭燃煤、發電站和工業爐窯。直到這場災難發生後，英國才進一步推動空氣污染治理，並在1956年通過《清潔空氣法》。
空氣污染下倫敦的工廠
不過這段歷史絕不能成為今天繼續污染的理由。「英國以前也污染過」，顯然不能推導出「所以現在大家隨便污染」這樣類似的結論。但它提醒了我們一個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即環境治理需要成本。除此之外，還需要執法能力，需要基礎設施，需要技術，需要替代性的生產方式，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讓普通農民有其他謀生手段。換句話說，環境治理從來不是一紙禁令能夠完成的。如果最便宜的清地方式依然是一把火，而更加環保的方式需要更多設備、資金和技術。那麼，僅僅從道德上要求當地農戶和土地經營者「不要用火清地」，未必足以改變他們的選擇。
煙霾背後，是另一種不平等
如果一定要從這場煙霾背後再追問一層，我想到的一個關鍵詞是 inequality，不平等。但這裡的不平等，並不只是簡單地理解為「新加坡富，印尼窮」。它還包括收益和成本的不平等。土地被開發以後，棕櫚油、紙漿、礦產和其他商品進入全球供應鏈，消費者可能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歐洲或者世界任何地方；投資者、貿易商和企業也可能橫跨許多國家。可是當最低成本的生產方式造成一場大火時，真正呼吸煙霾的人是附近的村民，也是幾百公里之外的新加坡居民。
仍處於貧困的居民
收益可以全球化，成本卻常常被地方化。
既然煙霾已經是一個年復一年的跨國問題，那麼東協在其中究竟能夠做什麼？
事實上，東協並非什麼都沒有做。東協早已建立《東協跨境煙霾污染協定》，並制定了2023至2030年的第二份「無煙霾東協路線圖」，目標是在2030年前實現一個「Transboundary Haze-Free ASEAN」。與此同時，東協還有專門的《泥炭地管理戰略2023-2030》，因為不可持續的火燒清地和泥炭地火災正是南部東協跨境煙霾的重要來源。文件有了，但真正困難是落地和執行，是怎樣把區域目標變成每一塊土地上的現實。我覺得未來真正需要的，不只是煙霾來了以後戴口罩、停戶外活動、等一場雨或者盼風向改變。
首先，需要更透明的土地和供應鏈追蹤。今天有衛星、有熱點監測、有特許經營地地圖，也有越來越成熟的遙感技術。既然煙可以被衛星看到，那麼一場火究竟燒在誰的土地上，這塊土地背後又是誰在經營、投資、採購和融資，也應該越來越難成為一個謎。
其次，需要真正解決「為什麼要燒」的經濟動機。如果一個小農戶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花一大筆錢購買機械清理土地，另一種是一把火解決，那麼只出台一條「禁止焚燒」的法律，很容易變成紙面治理。技術援助、替代性的土地清理方式、農業融資、泥炭地修復和水位管理，可能沒有譴責來得痛快，卻更接近問題的根部。
印度尼西亞當地的小農戶
第三，區域合作應該建立在更明確的責任機制上。新加坡已經有《跨境煙霾污染法》，印尼也有自己的林火和土地管理法律，東協又有跨境煙霾協定。下一步真正值得思考的，是這些國家層面和區域層面的規則怎樣更好地連接，讓企業責任、政府監管、技術援助和資源調配真正形成一個閉環。
東協最新的無煙霾路線圖其實也明確提出，要強化法律和政策框架、資源動員、跨部門合作以及可持續泥炭地管理。
天晴以後，我們還會記得今天嗎？
這次煙霾還讓我想到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總是在空氣真正變差以後，才突然開始關心空氣？某種程度上，環境問題很像人的身體。平日裡不疼不癢的時候，我們很少想到健康。真的開始疼了，才突然認真研究自己的體檢報告，搜索「如何養生」，恨不得當天晚上十一點就睡覺。可很多疾病從來不是疼痛的那一天才開始的，而是日積月累的損傷到某一刻突然爆發了。
環境也是如此。森林並不是今天燒起來，明天才突然變脆弱的；泥炭地也不是某一天突然決定乾燥的；極端氣候、土地開發、能源消費和經濟發展的代價，更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煙霾只是把這些原本很遠的問題，吹到了我們的窗前。平時我們談 sustainability，談 climate change，談區域合作，談那些聽起來離日常生活很遠的宏大議題。這些詞很大，也很抽象，有時候甚至顯得有些空。直到有一天，我們推開門，發現自己看不見遠處的樓。眼睛開始發澀。喉嚨開始不舒服。然後我們突然意識到：原來環境不是某個政府部門負責的一門課題，它是我們正在呼吸的每一口空氣。
繁榮美麗的新加坡
我不認為環境問題是一個國家能夠單獨解決的問題，也不認為它屬於某一代人。從國際治理，到東協這樣的區域協調，再到國家政策、企業行為和我們每一個人的消費與生活方式，這實際上是一條很長的責任鏈。而我們今天治理環境，也不是為了讓某一份報告里的指標變得更漂亮。我們真正希望的，大概只是幾十年以後，我們的下一代仍然能夠推開窗戶，看見藍天，看見樹，看見遠方。而不是先打開手機，確認今天適不適合呼吸。
此刻我窗外的天空仍然灰著。也許今晚會下一場雨。雨落下來以後，樹葉會重新變亮，遠處的樓也會重新出現。等風向改變，新加坡熟悉的藍天終究會回來。但我更希望的是，當天空重新變藍以後，我們不要把今天忘得太快。真正的居安思危，不是在灰濛濛的時候才開始尋找藍天，而是在藍天還在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思考怎樣讓它一直存在。環境問題從來沒有真正的國界，也沒有真正的局外人。所謂可持續發展，說到底，也許就是我們這一代人願意為下一代多想一點，不給他們留下一個更加富裕，卻更加難以呼吸的世界。希望很多年以後，當他們推開窗戶的時候，仍然看得見藍天、樹木和遠方。
畢竟，綠水青山，才是金山銀山。
景美如畫的天湖國家濕地公園（湖南常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