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外合辦教育項目經歷了「關停潮」，引發社會關注。據教育部公布的名單統計，目前全國已有56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機構停辦。其中既有合作多年、知名度高的項目，也有因政策或質量原因退出的案例。
在教育國際化的大背景下，這一現象背後折射出哪些趨勢？學生的未來又將何去何從？讓我們一同探討。
合作辦學關停現狀
數字背後的趨勢
根據教育部最新名單，全國已有56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機構停辦，其中包含6個獨立法人機構和50個非獨立項目。這些停辦項目具有以下顯著特點：
美國合作項目占比最高：在停辦的56個項目中，有27個來自美國高校，占比達48%，幾乎占據半壁江山。
這一數字遠超其他國家，反映出中美教育合作受政治因素影響最為直接。澳大利亞位居第二，共有11個中澳合辦項目停辦。其餘依次為加拿大（7個）、英國（4個），以及中國台灣、俄羅斯、愛爾蘭、荷蘭、德國、紐西蘭、韓國等各1個。
STEM領域成重災區
停辦項目中，工科類專業占比超過三分之一，機械工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電子信息工程等STEM領域首當其衝。這與近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強對敏感技術領域合作的審查密切相關。
不少美國高校因擔心「技術轉移」風險而主動終止合作，導致STEM相關項目在關停潮中損失慘重。除工科外，商科與管理類專業停辦比例約占25%，涉及會計、工商管理、市場營銷等方向。此外，語言類（如德語）、農學類、藝術設計類等項目也有所涉及，顯示出調整範圍的擴大。
知名項目亦未能倖免
在停辦名單中，不乏一些歷史悠久、知名度高的合作項目。例如，上海交大密西根聯合學院（成立於2006年）曾是中國工科合作辦學的標杆，以全英文教學和高質量生源著稱；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成立於2014年）提供匹茲堡大學優勢工科專業，全英文授課，曾是國內工科合作辦學的典範。
又如天津大學-喬治亞理工深圳學院，2020年獲批設立，2024年還聯合研發出全球首創的「石墨烯半導體」，卻在美方退出後於2024年9月停辦。這些案例令人唏噓，也凸顯出合作辦學的不確定性。
部分項目因整合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有19個停辦項目屬於「併入」其他機構的情況，占比約24.4%。例如，溫州大學與美國肯恩大學合作的4個本科專業全部併入新成立的溫州肯恩大學，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與英國雷丁大學合作的2個本科專業併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學雷丁學院。
這類調整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關停，而是通過合併成立獨立法人機構，實現資源整合與升級。
綜上，中外合辦項目的關停潮呈現出國別集中、學科集中的特點，既有外部環境變化所致，也有內部質量調整的因素。在深入探討原因之前，我們首先關注停辦對在校學生的影響以及安置措施。
新加坡的經驗與啟示
合作辦學的可持續之道
新加坡作為國際教育合作的成功範例，其經驗對於當前中國合作辦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新加坡在高等教育領域積極引進海外頂尖大學資源，同時注重維護自身教育主權和質量，形成了獨特的「雙贏」模式。
政府主導，戰略布局
新加坡政府在教育合作中扮演了關鍵推手的角色。早在1998年，新加坡推出「全球學校House」計劃，吸引世界一流大學來新合作辦學。在政府主導下，新加坡先後與美國、英國等國的名校合作建立了多所學院。
例如，與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合作創辦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2005年），與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合作設立李光前醫學院（2012年）等。
（*圖片來源於官方媒體）
這些項目均經過精心挑選和戰略布局，聚焦新加坡亟需發展的醫學、生物科技等領域，實現了引進資源與本土需求的有效對接。
嚴格篩選與質量保障
新加坡對合作辦學採取寧缺毋濫的態度，嚴格篩選合作夥伴。只有世界頂尖或在特定領域領先的大學才能進入新加坡。例如，杜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帝國理工學院等都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
新加坡政府還通過立法和監管，確保合作項目達到與本土大學同等的學術標準。各合作學院需接受新加坡教育部和大學學術委員會的監督評估，定期審查教學質量和學生滿意度。
此外，新加坡注重師資本地化，鼓勵合作項目培養和招聘本地優秀學者，從而逐步減少對外籍教師的依賴。這種嚴格把關和持續評估機制，保障了合作辦學的高質量運行。
（*圖片來自NUS官網）
雙贏模式與長期投入
新加坡的合作辦學之所以成功，在於建立了互利共贏的模式。外方大學獲得了在亞洲拓展影響力的平台和穩定的資金支持，而新加坡則提升了本國教育和科研水平，吸引了國際學生和人才。
例如，新加坡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合作的新加坡-麻省理工學院研究與技術聯盟（SMART），匯聚頂尖學者聯合攻關前沿課題，推動了新加坡科研實力的提升。
（*圖片來源於官網）
這些合作項目通常有政府的長期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保證了項目的可持續發展。反觀某些國家的合作辦學，若僅靠學費收入維持，缺乏長遠規劃，一旦遇到外部衝擊便難以為繼。
新加坡的經驗表明，成功的合作辦學需要政府遠見、嚴格質量管控和雙方真誠投入。在當前中國合作辦學遭遇挑戰之際，借鑑新加坡模式有助於探索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徑。
學生安置與未來展望
保證學生權益，探索合作新路徑
面對合作辦學項目停辦，在校學生的安置無疑是首要問題。根據《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終止辦學的機構和項目必須制定詳細的學生安置方案，確保學生的受教育權利不受影響。實際操作中，主要有以下幾種安置方式：
01
中方承接，原校消化
許多情況下，由中方合作高校承接停辦項目的在校生，將他們轉入本校相關專業繼續完成學業。這樣學生無需離校，可在熟悉的環境中完成剩餘課程。
例如，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停辦後，川大安排在校學生轉入本校相應專業就讀，保障其順利畢業。這種「兜底」方式體現了中方高校的責任擔當，也讓學生吃下「定心丸」。
02
協議轉移，轉至他校
對於無法由本校消化的專業，學校會與其他院校或項目協商，將學生轉入相似的合作項目或專業繼續學習。如果有其他中外合辦項目願意接收，學生可轉學過去，延續原有的培養方案。
03
支持出境，海外完成
部分項目停辦後，學校會鼓勵和協助學生赴外方合作院校完成剩餘學業。外方學校通常會認可學生已修學分，並提供轉學或插班機會。
同時，中方正積極與歐洲、新加坡等地的高水平大學接洽，探索新的合作路徑，以確保後續學生培養不受影響。
04
退費與補償
在項目停辦時，大多數中方高校都會主動為學生辦理學費退還或減免手續，並對因此受到影響的學生給予一定補償。
總體而言，在項目停辦後，絕大多數中方高校都積極履行主體責任，通過專業分流、課程延續、費用減免等方式對學生進行「兜底」安置。教育主管部門也會介入協調，確保安置方案平穩實施。
展望未來，中外合作辦學仍將在調整中繼續前行。儘管部分項目關停，但優質合作項目依然展現出強大的吸引力。
中外合作辦學正經歷一場深刻的「洗牌」。表面上的關停潮背後，是合作辦學從重數量走向重質量的轉型。未來能夠持續發展的，必將是那些特色鮮明、質量過硬、符合需求的優質項目。
對於學生而言，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勤奮學習、提升自身才是應對一切不確定性的法寶。對於教育機構而言，唯有堅守質量、與時俱進，才能在風雲變幻中立於不敗之地。
Alina丨編輯
Bryan丨一審
Cecilia丨二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