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小芳
2011年卸下新加坡外交部長職務後，身兼多職的楊榮文與中國的接觸越加頻密，交往的維度也跨越政治，延伸至私企和學術領域。配合新中建交30周年紀念，他接受《聯合早報》的視頻專訪，透過多元視角分析新中關係的發展。
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時隔10年，再次就新中關係課題接受《聯合早報》專訪。（唐家鴻攝）
攝影團隊一早到他的辦公室取景，發現他桌上一個顯眼的美國前總統林肯紀念盤入了鏡。記者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討論許久後，決定暫時把紀念盤挪開；楊榮文在採訪開始前得知此事，果斷地說：「把紀念盤放回原位吧，不必刻意避諱，我們要呈現真實的自己。」
太極推手中有一項重要的基本功——「沾」，指的是將己勁輕敷於彼勁之上、接觸之點不可分開。在被記者要求以一個字形容未來10年的新中關係時，我國前外交部長楊榮文想了五六秒鐘，說出了這個字——沾。
他解釋，太極推手中的「沾」，要求始終順著對方的力量調整，在對方的力量推進時你順勢化解，有時候你也抵抗反推，但訣竅是雙方必須始終保持接觸。
楊榮文笑著說：「這是一個很有哲學意涵的概念。就我們和中國的關係來說，動作和力量會一直處於變化中，而我們必須一直保持接觸。這個接觸，就包含了我們雙方的默契和關係。」
楊榮文上一次就新中關係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是在2010年新中建交20年之際，他當時是新加坡外長。10年後再次受訪，身為香港嘉里集團高級顧問、大陸電子商務平台拼多多獨立董事，以及北京大學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的楊榮文，繼續以多重身份與中國保持聯繫。從政界轉軌到商界，他對新中關係觀察的靈敏度保持不變，而看待問題的角度，則因為非官方身份而更「接地氣」，也更富含哲理。
先後主管過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貿工部和外交部，楊榮文有過許多機會和中國打交道。他的從政生涯從1988年開始，卸下軍裝踏入政壇後，他的第一份政治職務是財政部政務部長兼外交部政務部長，他對《聯合早報》回憶說，時任總理李光耀把他當徒弟一樣，多次帶著他一起出訪中國。
老布希托李光耀傳達重要口信
楊榮文記得，1992年1月李光耀在新加坡會見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相隔幾天後又見了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李光耀與他們分別進行了「四眼會見」（即雙方都不帶其他官員陪同參與的會談），楊榮文負責為李光耀做會談記錄。
楊榮文清楚記得，1992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和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先後訪問新加坡，並與我國建國總理李光耀單獨會談，老布希請李光耀傳話給中國，表示他希望中美恢復良好關係。圖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李光耀（左）受邀出席，老布希（右）被安排與他隔鄰而坐，時任中國外長楊潔篪陪同兩位卸任領導人。（檔案照片）
楊榮文說：「那是一份榮幸，我還保存著我為那兩次會談做的、字跡潦草得難以辨認的筆記。」
他還記得，兩位外國領導人都對李光耀懷著很高的敬意，也記得老布希當面請李光耀傳話給楊尚昆。那年頭，八九風波結束還不久，中國仍被西方國家孤立，老布希請李光耀告訴楊尚昆，他希望恢復美國和中國的良好關係。
楊榮文點評，中美關係隨後的發展是基於老布希的領導、基於老布希把中國帶回國際社會的意願。這當然也是鄧小平的願望，在處理了八九風波的干擾後，中國要回到發展的正軌，鄧小平為此在1992年進行了重啟改革的南巡，並在南巡講話中提出向新加坡學習。
那之後，中國派出許多大量代表團到新加坡考察和學習，代表團之多讓本地政府部門不勝負荷，最終李光耀經過深入思考後，提出了兩國合作開發一個項目，藉此向中國轉移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也可以由此更了解中國。這就是中新第一個政府間合作項目——中新蘇州工業園區誕生的緣起。
在頻密的接觸中，中國官員坦誠與開放的態度讓楊榮文留下尤為深刻的印象。
鄧小平結束南巡後，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徐惟誠同年7月，率領中國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團訪新，楊榮文是負責接待的部長之一。徐惟誠回國後，還寫了一本關於這個華人為主的城市國家的書，成為反映改革初年的中國如何看待新加坡的經典之作。
楊榮文憶述：「徐惟誠是個友善、思想開明的人，很自在……當時到訪的中國官員都不介意向我們展露缺點，而且還會自嘲。即便我們和中國比起來是個很小的國家，他們還是願意向我們敞開心胸。楊尚昆和李光耀會面，他的態度是如此開放，讓李光耀也能自在地提出對中國的批評，而他（楊尚昆）一點都沒有被冒犯，他哈哈大笑，有的批評意見他同意，有的他也不贊成。他們互動的坦率和開放超出我的意料。李光耀和楊尚昆、和老布希的互動，都有這種特質。」
楊榮文過去也曾撰文，介紹主管宣傳的中共政治局委員丁關根，曾在1995年率領成員包括兩三位部長的高級代表團，在新加坡度過整整一周，高強度地考察了新加坡的媒體管理。在丁關根一行回國不久後，中國出台了自身的網際網路政策。
他指出，中國官員在借鑑新加坡經驗的過程中，也始終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斷哪些做法值得借鑑，哪裡做得不夠好，哪些是錯誤，之後再相應地根據中國自身情況做出調整。他認為，新加坡面對中國也應採取同樣的態度。
「一些事情他們也許可以向我們學習，一些事情，我們最好向他們學習；還有一些事情，兩國的情況就是不一樣。」
加入私企開啟新中關係新視角
在2011年退出政壇後，加入私企的楊榮文不再是國家政策的制定者，而是成了政策的接受者；在冠病疫情前，他幾乎每個月都往返中國和新加坡。這個角色的切換和頻密的接觸，為他開啟了認識新中關係的新視角。
作為商人，楊榮文更敏感地察覺政策的實際影響，也更深入地了解中國的經商環境。他也看到中國的經濟體量不斷發展，但中國也依然是世界上市場競爭最激烈的國家，要在中國賺錢並不容易，「如果你賺到了錢，其他人很快就會發現，就會來競爭你的利潤」。
因此，在中國經商必須反應迅速，知曉各種變化，並且不斷創新，找出自己的比較優勢，才能生存。
但他強調：「即便中國市場充滿挑戰，你也必須參與其中，了解周圍發生什麼事，才能為（你在）中國以外的業務增值。這也必須是新加坡處事方法。」
新中關係只會更深化
新中建交30周年之際，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明顯變化，中美對立令不少人感到擔憂。
對於新中關係，楊榮文研判，兩國關係的深度不會改變，只可能會更深，會發生改變的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
至於中美關係，楊榮文語帶擔憂地表示，不受克制的全球化，在全世界都引發了本地反彈，這在美國尤其明顯。美國出現了南北戰爭以來最嚴重的分化，大家對於存在的問題該如何解決缺乏共識，造成了「毒化的政治」（toxic politics）。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挑戰」成了人們難得的「共識」，美國將中國妖魔化的做法也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
楊榮文形容：「美國的反華氣氛，讓人很擔憂。這是一個危險的時期。」
他認為，美國哪一天發現中國不是另一個蘇聯，無意向世界宣傳其意識形態，中美就有和平共處的基礎，但這需要時間。而在這之前，中國已經為長期的對峙做準備，中國謀劃「雙循環」經濟，就是為了應對未來美國可能對中國的遏制。他過去兩年美國對中國科技企業所採取行動之迅猛，讓所有人吃驚，而今中國已經將發展納米晶片技術當成必須克服的全國性挑戰，就像當年中國致力發展「兩彈一星」一樣。
在中國經濟「外循環」 新加坡將扮演主要角色
楊榮文主張，新加坡應該好好研究中國的「十四五」（第十四個五年經濟社會規劃）和「雙循環」經濟，了解新加坡在其中的機遇和風險，將對我國的未來大有影響。
他也樂觀地認為，新加坡將在中國的經濟「外循環」中扮演主要角色。中國的一些製造業轉移到了東協，新加坡可以成為中國和東南亞之間的銜接點，為中國和東南亞增值。當中國要尋找一個值得信賴的區域中心時，它看到新加坡，在金融、智慧產權保護、司法方面，新加坡都可以發揮作用。
楊榮文相信新加坡不會失去其價值，「雖然乳酪移動了，但是有很多乳酪」；短期內雖然會有很多困難，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發展成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新加坡由於自身歷史、文化、地理的條件，處在很好的位置迎接機遇。
「儘管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緊張，但有時候正因為這兩方面的緊張，新加坡將有很多機會。然而我們必須創新，不能只重複原來做的事。」
他提醒，越是緊張的局勢，越是充滿機遇；因為在處處充滿阻礙的環境里，如果新加坡能為他人找出一條路徑，這就是新加坡的價值所在。
但他強調，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是新加坡必須保持開放，要把「世界」帶到我們當中，而不只是通過書本去了解世界，通過跟不同人的直接接觸、通過對話、情感的聯繫來解讀趨勢，了解如何趨利避害。我們也需要讓所有新加坡人能直接或間接從開放中受益，而不是看起來只有部分人受益，導致社會出現排外情緒。
楊榮文警惕：「在這個時期退縮（hunker down）是非常危險的。世界正經歷戲劇性的變化，我們必須非常警覺，儘可能繼續到不同國家，繼續對他人打開我們的思維和心扉，來了解世界的動態。這不是自我封閉的時候，如果我們關上門窗，世界就會離我們而去。」
新疆之旅體悟中國所面對挑戰
楊榮文曾到訪中國許多地方。這是2009年，他以新加坡外長身份參訪西藏，在西藏三大聖湖之一的羊卓雍措洗臉。（檔案照片）
中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對中國了解得越多，越是會發現自己知道的甚少；2001年一趟新疆之旅，讓楊榮文學習到了新東西。
當時擔任貿工部長的楊榮文，率領新加坡經貿考察團到包括新疆在內的中國西部地區，展開為期九天的訪問。
當時正是美國九一一恐襲事件前兩個星期，而這趟旅程中的經歷，讓他更深入地了解中國面對的內部挑戰。
楊榮文憶述，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女性回教徒穿波卡（覆蓋全身只露出眼睛的罩袍）是在新疆的喀什地區。
他說：「在那之前，我連波卡這個字都沒聽過。我看到穿著長袍的女人，頭上戴著像籃子的頭飾。對我來說，這就好像電影《星際大戰》里的一幕。我當時想，這是中國嗎？」
他隨後到烏魯木齊，當地人為他安排了騎馬活動。楊榮文自己不會騎馬，一個看起來大約10歲的小女孩，和他一起騎在馬背上，幫他控制韁繩。
楊榮文形容：「我嘗試和她說華語，但我發現她幾乎不會說華語。我當時有個念頭，中國對一些少數游牧民族的治理方式可能太過放手（hands off）了，這些人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思想已經受到極端傳教士的毒害。
2008年至2014年間，新疆接連發生恐襲事件，印證了楊榮文當時的擔憂。在楊榮文看來，系列的恐襲讓中國政府措手不及，導致中國政府對新疆問題做出很堅決的回應，這又讓中國面對很負面的國際宣傳，中國被指責將百萬新疆維吾爾人安排到再教育營（中國官方稱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剝奪了他們的自由等等。
楊榮文說：「我用一個更廣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從早前在新疆的觀察，我覺得中國在太長時間都沒有做出努力讓少數民族融入。新加坡就不會允許回教婦女在街上穿波卡，而顯然這些問題（在新疆）已存在許久，（中國的）小孩子怎麼可以不會講華語，這是在找麻煩。我想他們正在糾正這些問題，但這需要好多年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