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在1819年時，為了鞏固其對華貿易的壟斷特權，在時任一名東印度公司的副總督的策動下，對荒蕪的新加坡島進行了占據和開發。
根據英國殖民當局最初的數據統計，在殖民地建立的首年時間裡，全島共計人口僅1000餘人，其中以當地土著占據了80以上的人口比例，歐洲人和華人的數量都在一百人以來。
但隨著殖民地的不斷開發，以及對華貿易量的日益增長，這座原本荒蕪的小島逐漸發展成為貿易、商業和航運極為發達的港口城市，其完善的司法、教育、醫療體系吸引著大量的歐洲和亞洲移民前往此處。
到1830年時，由於清朝國內經濟的逐漸萎縮和崩潰，底層百姓的生活愈加困難，甚至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食不果腹的情況，而這一情況在位於沿海的廣東和福建更為嚴重。
由於清朝實行嚴格的禁海制度，以靠海捕魚為生的沿海地區百姓頓時失去了生存的最基本工具，而由於濱海土地鹽鹼化程度高，並且人多地少，致使這些地方的農業經濟較之內地更為落後。
因此在生存的迫切需求的刺激下，大量廣東和福建的底層百姓開始冒著被官府抓捕的風險，而下海求生。
而作為新生殖民地的新加坡，由於其較為開放的移民和勞工政策，以及較為寬容的種族政策，和大量的勞動與商業機會，無疑讓其在第一時間成為了那些冒險下海求生的百姓的首要選擇。
而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清朝的國門在英國炮艦的攻擊下，逐漸被打開，加之國內戰爭的不斷摧殘，大量無地農民和破產的城市工商業者為了生存，輾轉通過各地的通商口岸，前往海外求生，這其中新加坡仍然是作為首選地之一。
到1865年時，華人已經占到了新加坡總人口的65%以上，他們主要來自廣東和福建的閩南人、潮州人、粵語群體和客家人。
其中，閩南人的人數最多，他們在1819年新加坡開埠通商之初，便來到了新加坡，成為新加坡商貿活動的主要掌控者之一，而潮州人作為當地的第二大方言社群，成為他們的最大競爭者。
而粵語群體大多以木工、曠工、農業勞工為主，他們構成了新加坡社會中的工匠群體，其中諸如裁縫、木匠、泥瓦匠等行業基本被他們囊括。
客家人則主要在港口從事轉手貿易，他們一般在港口停留數日後，便將清朝內地洋務運動中急需的錫礦裝船轉運。
不過無論是哪種群體還是哪種職業，他們最終能夠在新加坡定居下來的人都極為少數，即使是在英國於1852年頒布《歸化法》以後，對移民定居新加坡給出大量優惠政策的情況下，也僅有為數很少的大商人選擇了加入英國國籍。
而大多數移民其最終目的仍然不是定居新加坡，加入到對這個新興殖民地的開發建設之中，而是希望在這裡奮鬥辛苦幾年，等賺足夠錢，便回到國內。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大多數旅新華人基本忙於埋頭賺錢，並定期將賺到的錢寄回給國內的家人，而對於當地的各項公共事務關心極少，雖然英國早在建設新加坡之初，便預留了其他族群，特別是華人參與管理的空間，但華人的這種戀鄉情結，註定不能對當地的公共事務產生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