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名在國際學校擔任行政助理長達17年的女性，在與3期癌症鬥爭後，因居家辦公安排與校方產生分歧而被逼辭職。
在周三（8月12日）發布的一項判決中，就業索賠法庭（ECT）裁定校方向該女性支付最高賠償限額20,000新加坡元（約15,616美元）。
法官指出，如果不是因為賠償上限的限制，該女性本應獲得30,480新加坡元的賠償，其中包括三個月的工資以及15,240新加坡元的精神損害賠償。
法官認定，雖然該女性在形式上是「自願」辭職，但實際上由於她被迫做出這一決定，這在本質上屬於沒有正當理由或藉口的解僱。
案件詳情
由於ECT案件通常閉門審理，雙方當事人均未公開姓名。
該女性自2008年起在新加坡一家國際學校的音樂系擔任行政助理。2024年7月，她被診斷出患有3期鼻咽癌（位於鼻腔後方、喉嚨上部的癌症）。
在經歷了數月的化療和放療後，她於2025年6月下旬被宣布可以恢復工作。她的月薪為5,080新加坡元。
然而，由於治療副作用，她的手部動作變得遲緩且力量減弱，需要休息和康復。她請求學校在恢復工作期間提供必要的便利支持。
該女性認為學校「不願」體諒她的實際情況，這種反應嚴重影響了她的健康。在返回崗位不到六個月後，她選擇了辭職。
她指控學校拒絕合理照顧其醫療需求，違反了僱傭合同中的兩項條款：照顧員工健康與安全的義務，以及相互信任與信賴的義務。
法官Joel Tan指出，雖然僱主有權指揮勞動，但這種權力必須與對員工的照顧責任相結合，不能破壞僱傭關係賴以生存的信任。
Tan法官提到，儘管該女性的癌症可能已進入緩解期，但化療和放療會留下持久的副作用。該女性出現了關節疼痛、力量下降和持續疲勞。雖然她的行政工作不需要劇烈體力活動，但醫生建議她從事輕量級工作。
新加坡癌症協會康複診所的一位職業治療師也為其開具了備忘錄，建議她儘量使用打字代替手寫，避免搬運重物，並採取短時間休息以緩解疲勞。
在暑假期間，該女性居家辦公，這一安排非常適合她的身體狀況。然而，2025年7月31日，一名人力資源（HR）主管發郵件詢問其「輕量級工作」建議是否有固定期限。
2025年8月初開學後，該女性回到校園並與直屬主管溝通。主管表示同意她根據需要進行短休，並每周參加兩次康復治療。該女性請求每周居家辦公兩天（比患癌前多一天），主管表示同意。於是從8月到9月，她採取了「兩天居家，三天到校」的模式。
但學校方面辯稱，之前的居家辦公是基於疫情期間的社交距離措施。隨著措施放寬，所有教育支持人員的居家辦公權限已被撤銷。學校引用其靈活工作政策，稱教育支持人員在學期期間不具備申請靈活辦公的資格。
主管對居家辦公感到「不適」
儘管此前已同意，但該主管顯然對這一安排感到不適，並向校長和HR經理反映。主管稱，居家辦公導致部門運行出現混亂，希望尋求解決方案。
HR經理認為，根據政策，該女性不具備學期內居家辦公的資格。在查看醫生和治療師的備忘錄後，HR經理認為這些文件「不足」，因為它們沒有明確定義輕量級工作的具體內容、持續時間或所需的具體便利措施。
HR經理認為，備忘錄中並未提到必須居家辦公或每周兩次康復治療，這意味著她的辦公安排缺乏醫療依據。
校長在證詞中表示，主管在會議上反映，由於無法規劃該員工不在校的時間，部門行政管理變得困難。該女性是學生、家長和教師進入音樂系的第一接觸點，前台的物理存在至關重要。在她不在時，教師不得不被抽離核心教學工作來處理行政事務。
校長認為這種安排在運營上「不可持續」，決定與該女性及其主管開會。
在9月的績效管理會議上，主管表示對其行政表現沒有異議，但詢問她何時能全職回到校園。該女性表示自己仍有副作用，需要時間恢復，並建議HR尋找臨時人員在居家日提供覆蓋，稱其他部門也有類似做法。
當該女性直接詢問主管的顧慮時，主管回答說：「你不在的時候，沒人給複印機加紙。」
這句話讓該女性深受打擊。她表示，由於手指麻木，她回校後已經因為無法搬運一疊複印紙而感到沮喪，她無法理解為什麼同事不能順手加一下紙，即使這不屬於他們的職責。
會議在激烈的情緒中結束。10月初的第二次談話中，主管表示臨時覆蓋的建議未獲回應，他將與校長討論方案。
與校長的會面
2025年10月7日，該女性與主管和校長會面。她原以為是討論辦公安排，但校長開門見山地通知她：從即日起，必須周一至周五 7:45am 至 4:45pm 全時在校工作。
她被告知該崗位不具備靈活辦公資格。她嘗試請求每周居家一天，但被告知「沒有談判空間」。同時，她被告知醫療證明不足，沒有提供關於輕量級工作的「醫療證明書」。
學校甚至要求她去一家由學校指定的私人診所進行「工作能力評估」，儘管她的主治醫生已經認定她可以復工。
儘管不情願，她還是參加了評估。結果對她有利：醫生認定她可以復工，但建議在最初兩個月內實行每周工作四天，其中一天居家，且不得搬運超過4公斤的重物，並建議每工作2-3小時短休，午休時小睡10分鐘。
HR與指定醫生的「博弈」
面對這些建議，學校HR並未接受，反而寫信要求醫生「重新考慮」。HR詢問居家辦公建議是否「僅僅是建議而非強制性要求」，並強調該員工面對學生，必須每天在校。
醫生回復稱該安排僅為期兩個月，之後會重新評估。但在HR的持續施壓下，醫生最終妥協並撤回了居家辦公的建議。
隨後，HR將此交流轉發給經理，稱醫生已「同意」居家辦公並非強制且不切實際。
11月的另一次會議上，該女性再次被告知不能居家辦公。雖然可以早退參加康復治療，但時間被限制在下午4點之後。這意味著她只能參加競爭激烈的5點康複課，而無法參加4點的課程。
該女性證詞稱，學校的干預導致她壓力巨大，嚴重影響了身心健康。她失眠、每天哭泣，出現嚴重頭痛和焦慮。儘管處於康復期，她的體重卻從治療結束時的54公斤掉到了51.5公斤。
11月7日，她的腫瘤科醫生開具了第二份備忘錄，詳細說明她患有嚴重的周圍神經病變，導致無法書寫或進行精細動作，且這種情況可能是永久性的。
然而，當法官詢問學校關於這份備忘錄的看法時，校方再次表示，由於沒有定義「輕量級工作」的具體內容和期限，該證明依然有問題。
因健康惡化被迫辭職
在第二份備忘錄發出後的幾周里，該女性因健康惡化請了長假。12月初，醫生在電話中告知她症狀「非常令人擔憂」，必須離職休息。
該女性意識到，為了保護健康，她必須離開這個工作環境，於是於2025年12月19日辭職。
在最後一天，她向領導層寫信，表達了對學校處理方式的失望。她回顧了自己17年的貢獻，但表示近期的經歷讓她感到缺乏支持且受到不公正對待。
2026年2月，她以「被無正當理由解僱」為由提交了調解申請，隨後案件進入ECT法庭。
法官的認定
法官指出，學校雖然口頭上聲稱願意照顧員工健康，但其行為完全相反。
Tan法官認為，HR與醫生的通信並非真誠的澄清，而是通過引導性問題將醫生推向預設的結論。HR經理在信中寫道「沒有義務對崗位做出任何改變」，這直接暴露了其真實意圖。
法官認為，學校將「醫療證明格式」置於「照顧義務」之上，本末倒置。HR經理在三位醫療專業人士均給出建議的情況下，依然得出該員工「無限制復工」的結論，這顯然是錯誤的。
法官稱，該員工是一名能幹且盡責的員工，在患癌前還是晉升的首選人選。
「在我看來，校方對醫療證明格式的堅持不過是一個藉口——一種逃避責任的手段，目的是避免以關懷和敏感的態度去調查和考慮原告的健康需求，」Tan法官說。
法官承認音樂系有運營壓力，但僱主必須行使實際判斷力。一個謹慎的僱主在考慮業務需求的同時，也應考慮員工的醫療狀態、康復軌跡、拒絕便利措施帶來的健康風險以及替代方案。
法官指出，如果沒有與員工真誠溝通，這一切都無法實現。而學校「根本沒有嘗試」，而是匆忙下結論，拒絕談判。
不合理且缺乏同情心
「在我看來，這是對原告提出的健康問題的一種不合理且缺乏同情心的回應，此時被告已經違反了照顧義務，」Tan法官表示。
隨後，學校蓄意拒絕指定醫生的建議，並強迫員工在限定期限內提供特定格式的證明，否則將其視為健康員工。法官諷刺道，學校將這種行為描述為「善意」，但實際上完全缺乏基本的人道關懷。
法官認為，對於一名服務17年且抗癌成功的員工，學校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她的醫療需求不被重視，學校不願履行照顧義務。
「一個持續拒絕照顧醫療弱勢員工的僱主，破壞了僱傭關係的核心。」法官認定，這種違約行為極其嚴重，已觸及合同根基。
法官認定，該女性的辭職並非自願，而是被逼無奈。她陷入了一個殘酷的困境：要麼留在公司看著健康惡化，要麼辭職保護生命。因此，這次辭職在法律上等同於被解僱。
法官強調，對於患病員工，同事和管理層不應將其視為「問題」或「負擔」，而應以尊重和關懷對待。
在聽證會上，該女性表示她的康復已有很大進展，目前感覺可以恢復全職工作，但她目前選擇失業以專注於徹底康復。
除了20,000新加坡元的最高賠償金外，法官還裁定校方支付470新加坡元的訴訟費用。
儘管校長在法庭上聲稱學校文化是「照顧和支持員工」，但法官直言，學校的行為與信念之間存在「巨大的距離」。
「照顧員工的義務不應僅僅是寫在政策文件或法庭陳述中的願景，而應體現在每一個細小的決定中，即使這樣做會增加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