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The Little Singapore Book》這本書上第一次看見「Dhobi」這個詞的。它和「Kooli」「Rickshaw Puller」一同出現，指的是英國殖民時期在新加坡最底層的勞工群體——洗衣工，搬運工，拉車工。
我突然想起來，在新加坡的地鐵地圖上，有個那個熟悉又陌生的站名：Dhoby Ghaut。難道這個地方，真的和洗衣工有關嗎？
我於是去查了一下這個地名的由來，也查了一下「Dhobi」到底是誰。資料很快證實了我偶然的疑問：「Dhoby」是印地語裡「洗衣工」的意思，「Ghaut」是河邊的階梯。
殖民時期，南印度泰米爾裔洗衣工被帶到新加坡，在溪邊為英國官員和富人洗衣服。他們住在河邊，終日彎腰搓洗，把一桶桶肥皂泡與汗水傾進新加坡的乾淨制服里。
而「Dhobi」這個詞的原意，其實是印度次大陸中真實存在的一個傳統種姓群體。這是一個「服務種姓」，通常被歸類為 Shudra（首陀羅）階層。他們世代以洗衣為業，住在河邊，以勞力換取微薄收入，難以跨越身份的階梯。
在英國還是日不落帝國的年代，許多 Dhobi 被帶到海外，包括馬來亞、新加坡、斐濟、南非。他們成了帝國機器里最不起眼但又必不可少的齒輪。他們的勞動沒有歷史書記錄，卻用一桶桶肥皂水維持著殖民世界的「乾淨面貌」。
而他們的後代，有些還在繼續經營洗衣事業。在新加坡，仍能看到一些由印度家庭開設的大型洗衣工廠，為酒店、醫院、航空公司處理大批量衣物。
洗衣，不再是種姓烙印，而成為了一種職業選擇。
歷史還挺有趣的，它不會消失，但是會換一種姿態，繼續活在城市裡。
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展廳里，我又見到了他們的身影。兩個洗衣工男人，他們的右上方站著還未剪辮子的清朝中國男人，畫面里還能看到搬運工。他們都不說話，但你知道，他們的生活，是這座城市最早的「基礎設施」。
於是，我決定花一個下午去多美歌走一趟。不是去換乘地鐵，也不是去購物，而是想親眼看看，那個地名里藏著的「Dhoby」，今天還剩下什麼。
出了地鐵站就到了Dhoby Green。這是個鬧中取靜的小公園，有鞦韆、有草坪，綠樹成蔭，卻幾乎沒有人。鞦韆靜靜佇立在那，沒有孩子，也沒有風。我站在草地上，試圖尋找那群洗衣工的痕跡，哪怕是一塊紀念碑，或一塊寫著「dhoby」的地磚。
但什麼也沒有。只有樹、草、和一小塊略顯冷清的廣場。
歷史早已被遮蔽了，只留下一個地名和一些字母。今天的人們只在這裡等車、等紅綠燈、遛狗、刷手機。
穿過這片草地，我來到了一道平行而對稱的水池與園藝設計，那是Istana Park，總統府公園。一條筆直的道路指向遠方，像是精心布置的儀式感。
正中有一個宏大的水池和噴泉，顯得很氣派。和剛才的小綠地相比，這裡仿佛代表了「秩序」和「權力」的城市面貌。
洗衣的水聲被換成了雕塑式的水柱，歷史也從底層勞工的故事，跳轉到了國家權力的展陳。
我抬頭看向馬路對面，那裡就是新加坡總統府的正門——The Istana，圍牆潔白，崗亭立人，樹冠如傘。光線從枝葉縫隙灑下，光與影的層次美得像一幅畫。
這個地方，在殖民時期是英國總督的官邸，如今是新加坡國家元首的住所。而就在這片綠地的另一邊，不過幾百米的距離，是洗衣工們曾經蹲著搓衣服的地方。
權力與勞動、秩序與汗水，在這一小片看似平靜的區域裡，曾經真實地並存過。
再往前幾步，就是Plaza Singapura，這個商場我之前來過幾次，給我的感覺就是又舊又新的。
順手查了查這個商場的歷史，原來建於1974年的Plaza Singapura，是新加坡最早的一批大型綜合商場之一，也是烏節路沿線首個與地鐵無縫連接的商場。
難怪之前聽新加坡朋友說，在他們的記憶里，這裡是小時候逛百貨、看電影、吃快餐的地方。
商場門口的雕塑充滿了七八十年代的設計風格，外立面保留了部分原始結構。我沿著入口走進去，像走進一座「仍在營業的城市記憶博物館」。
我想起不久前就在這裡，偶遇李寧的快閃活動。拍照發IG（instagram,海外社交媒體)艾特品牌方，就送一件白色運動T恤。我發了條：「中國企業請猛猛出海吧。」當時心裡想的是，還是咱中國企業出手大方，本地的零售要送禮都扣扣搜搜的，要註冊要預約，沒貨了是常態。那天我沒買任何東西，卻意外收了一件衣服。
而現在，當我再次站在商場門前，意識到這片地方原來是過去洗衣工清洗衣物的地點，不禁覺得有些微妙：
過去的人在這裡洗衣服，今天的品牌在這裡送衣服。
從勞動的「洗」到品牌的「送」，時間在空間中完成了一次安靜的摺疊。
我繼續走到了MacDonald House。這棟紅磚樓比四周的玻璃大廈都更有存在感。它曾是東南亞地區第一棟有空調的商業大樓，但是更讓它出名的是這裡也曾是1965年爆炸事件的現場，是印馬對抗的轉折點之一。
門口有一塊奠基石，我駐足拍了一張照。
樓里還有麥肯廣告公司（McCann），曾經也是在我剛找工作的時候瘋狂想進的4A廣告公司，不過他們只願意給我500塊一個月，在我猶豫了一天之後他們又把offer給了別人。
我想進去看看，可惜整棟樓正在裝修，大門封閉。
一個老地名，一座老建築，一份未能靠近的工作——它們在這一刻，靜靜組成了一種「個體與城市」的擦肩而過。
最後，我又回到了 Dhoby Ghaut 地鐵站。
在地鐵通道的牆上，我看見了一整面巨幅壁畫，名字就叫「DHOBY GHAUT」。畫面里有扛著布包的洗衣工人，也有新加坡廣場、總統府、國家檔案館，還有那棟我沒能進去的MacDonald House。
這一切像是城市專門給路人布置的紀念碑，藏在你下班回家、趕車出門的腳步之間。畫面里那個背著一包衣服的 Dhobi，成為地鐵站最靜默卻最有力量的形象。
但我也看到另一種畫面。
就在不遠的站廳里，一個全息投影的初音未來正在唱《殘酷天使》。她的聲音高亢清亮，身邊圍了一圈年輕人，舉著手機拍她、為她歡呼。她是另一種城市居民——不存在的人，也從未勞動，但被喜愛、被傳播、被圍觀。
坐扶梯去乘地鐵，還有一位「虛擬的登山者」——他正沿著吊橋跨越頭頂天花板，像隨時要墜落一樣。我聽人說，很多人第一次來，坐電梯升上來的時候抬頭看見他，會被嚇一跳。
我站在這些虛擬影像和裝置之間，突然覺得這個車站非常真實——它一邊紀念著那些曾在河邊搓洗布料的真實工人，一邊製造出新的「觀看者奇觀」。
現實和虛擬、歷史與快閃、勞動與演出，在同一個地鐵站並存著。
我想到那件正在家裡烘乾機里轉著的李寧 T 恤，也想到曾在小公園裡盪不起來的鞦韆、圍擋之內的麥肯廣告公司，還有那個「dhoby」這個詞，原本不過是我在繪本里不經意讀到的一個名字。
城市不會告訴你太多歷史，但它總會留下蛛絲馬跡，留給願意停下來看的人。
參考資料：
《印度文化之旅》
《The Little Singapore Book》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展陳資料
多美歌地鐵站展陳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