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關於新加坡發展的敘述中，我們習慣討論新加坡60年發展後的「結果」：高效的政府、整潔的城市、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是60年累積的結果，那麼當初的種子是什麼？
近日，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主席陳慶鏻先生受顧清揚教授的邀請，來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與MPAM16班的同學們帶來了一場關於《新加坡開國政策》的主題分享，陳先生用親歷者的視角，給同學們詳細解答了這個更根本的問題：
一個曾經資源匱乏、前途未明的小國，是如何一步步被「建構」出來的？
作為曾長期在李光耀身邊工作的首席秘書，陳慶鏻不僅是這些政策的講述者，更是其形成過程的親歷者與見證者。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分享與交流中，他沒有停留在宏大的理論框架，而是通過一項項具體政策，還原了新加坡建國初期的數個核心制度選擇。
帶領新加坡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的
政策是什麼？
1990年10月3號，我們跟中國建交。我們是東協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這是李光耀先生一個特別的政策考慮。」陳慶鏻回憶，建交後三個月，中國中宣部派出訪問團來新加坡考察。「那個時候我在國防部做人力司長，就被選去接待中國的團隊，用中文向他們介紹新加坡的國民服役政策。」
在一次交流中，時任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向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提出一個問題：「新加坡這麼成功，請您告訴我，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政策是什麼？」經濟學家出身的吳副總理脫口而出的是：法制。
「完整的司法制度是最重要的。」他解釋說，這一制度並非一開始就建好了，而是一個逐步演進的過程。
在1965年獨立之初，新加坡急需解決的是信任問題。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新生國家，如何讓外部資本願意來投資？
一個看似「反直覺」的選擇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新加坡將英國樞密院作為最高上訴機構。這意味著，在形式上「讓渡部分司法終審權」，但在實質上，卻迅速建立了國際投資者對其法律體系的信任。他解釋，當時的邏輯非常直接： 「如果外國企業來新加坡投資過程中有商業糾紛，最後可以到英國的樞密院裁決，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保障。」
隨著國家能力的提升，新加坡逐步收回司法主權，並建立起國際仲裁中心、國際商事法院與調解機制。從「藉助外部權威建立信任」，到「自身成為規則的提供者」，這一過程，構成了新加坡法治體系的底層邏輯。
那句來自吳慶瑞的回答，在三十多年後回看，依然有力：一個國家的成功，首先取決於它是否能夠建立起一個可以被信任的制度體系。
另一個重要的選擇：語言政策中的「主動犧牲」
如果說「法制」是制度的底座，那麼語言政策，則是新加坡最深刻的一次社會選擇。陳慶鏻直言，這一選擇在當時「是一個很不容易的決定」。
「李光耀先生提出，新加坡75%是華人。如果我們用中文作為官方語言，會怎麼樣？第一，區域國家就很難跟我們交流，也很難吸引外國投資；第二，更重要的是，那些少數族裔馬來人、印度人會覺得，你們華人壓著我們。」正是在這樣的判斷之下，新加坡最終確立了多語並行、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的制度安排。
「所以我們就定了四個官方語言：中文、英文、馬來文、淡米爾文。國會可以用四種語言發言，但工作語言是英文。」談到這裡，他引用了一句來自家庭的觀察：「我的二姐是政治學教授，她說，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多數民族為了整體的平等主動『犧牲』自己語言優勢的情況。」
這個建國之初的決策，毫無疑問，成為新加坡如今獨特的優勢。這背後，其實是一種更深的原則：一個國家最艱難的決定，往往不是爭取利益，而是放下利益。
建立國家認同的政策：居者有其屋
如果說法治解決的是「國家如何被信任」的問題，而語言政策指向「多種族平等」的問題，那麼住房政策則回答了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公民為何願意與這個國家同命運共進退。
「居者有其屋」並不僅僅是一項住房政策。在陳慶鏻的講述中，這一理念源自李光耀的一個判斷：只有當人們擁有屬於自己的資產，他們才會真正關心國家的穩定與未來。
從解決戰後住房短缺，到通過組屋政策推動不同族群的融合，再到持續的「升級計劃」避免社區階層固化，這一政策逐步演變為一種制度性安排——它不僅提供居住空間，也在塑造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與國家認同。
一切發展的基礎：
建國初期的關鍵基礎政策《土地徵用法》
支撐住房政策得以實現的，是另一項更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土地徵用法》。1966年出台的這一法案，賦予政府在公共利益名義下徵用私人土地的權力，使國家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資源，用於公共住房與基礎設施建設。
陳慶鏻將其形象地稱為一種「羅賓漢式」的政策：將資源從少數人手中轉移，用於更廣泛的社會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制度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發展與利益結構變化，征地補償機制在2007年轉向更加市場化的定價方式，以回應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張力。
這體現出新加坡政策的一種重要特徵：在早期階段強調執行力與資源集中，而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引入制度修正。
建國之初的經濟政策：開放與創新
在經濟發展方面，陳慶鏻回顧了新加坡一系列高度針對性的制度設計。通過設立經濟發展局（EDB），政府不僅提供稅收減免，還以「共同投資」和「低息貸款」等方式直接參與產業發展，以此吸引外資進入製造業，創造就業機會。
與此同時，1968年建立的「亞洲美元市場」則是一項具有前瞻性的金融創新。這一機制允許在新加坡的銀行開展離岸美元業務，使新加坡迅速成為區域性的金融樞紐，並帶動了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業的發展。
這些政策的共同特點，是以開放和制度創新為手段，在全球體系中為國家尋找合適的位置。
透過陳主席的分享我們看到，新加坡的建國，並不是從「利益最大化」出發，而是從「如何建立一個可以長期運轉的秩序」出發。
法治，是為了信任
語言，是為了公平
住房，是為了凝聚
土地，是為了行動
經濟，是為了生存
而在這些制度背後，是一代人極強的現實判斷力，以及一種少見的克制——在關鍵時刻，願意放下短期利益，換取長期秩序。這或許才是一個國家最深層的「開國能力」。
現場問與答精彩回顧
問：您在國防、外交、傳媒、交通及國有企業等多個關鍵崗位任職，在不同領域之間頻繁切換，如何建立足夠的判斷能力？
答
我的上司曾批評我，說你什麼都讀，但沒有深度。我在法國留學的時候，我的老師告訴我，你能進入這個體系，說明你已經具備了理解的能力，我們的目標是幫助你建立一個廣泛的知識結構。
等你真正進入工作，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些看似分散的知識，都會用得上。如果讓你設計一個機場，你會怎麼做？要看地形、要研究風向，因為跑道方向取決於風；要考慮供電系統；還要規劃商業空間，商場要多少店鋪？停車場要多大？你學了很多課，但真正的問題，不會按學科來出現。
問：您的姐姐曾是駐美大使、常駐聯合國代表，您的哥哥也是駐外大使，您自己也曾是外交部的副常任秘書，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裡面，我很好奇你們的互動是怎麼樣的？
答
我的二姐是新加坡第一批政治學的學生，我的哥哥是念哲學，在家裡里有不同的書籍。我的姐姐很好客，時常邀請不同的教授到我們家去吃飯。我記得我12歲的時候，我的姐姐先給我一本書，就是講述中國戰後怎麼樣解放人民，我看得津津有味。她說你對中國有沒有興趣？她又買了三本書給我，都是很資深的學術的書，關於中國的歷史三本，那個時候我14歲。當我15、16歲的時候，我的姐姐就問我：「你要不要學政治？我幫助你。」我說：「不，我要做工程師。」
所以我就是去法國念航空工程畢業回來。可是不知道什麼情況，我就被派到外交部，我成為我的姐姐和我的哥哥的老闆。借這個機會講一下怎麼看人。
我在內政部，做行政司的司長，是管理人力，也是管理財政。每年都是有一些年輕有為的畢業生會派到我們部門。有兩個人都是響噹噹的經濟系畢業生，怎麼判斷他們誰會成功呢？我有個上司說，「我告訴你，A會成功。」我問他，「你怎麼這麼厲害？他說：「A的他父母是開雜貨店的，買賣東西他從小就會。B的父母都是教員，不會賺錢。」最近我跟他吃飯，「你的猜測準確度很高。那個雜貨店的兒子，他做了SBM 的CEO，做新加坡的高科技晶片，他做了整個集團的總裁。那個教書的兒子呢，他做了牧師。」所以有時候家庭背景的確比較重要。
問：在李先生身邊的日子，什麼對您影響最大？
答
李先生的要求很高，他說「你可以犯一次錯誤，因為那是無知。但如果同樣的錯誤犯第二次，就不能接受。」與李光耀先生討論問題時，你只提出一個問題，他會追問十個問題。
李先生非常理性，但是他對國家的熱愛又非常感性。他全部的身心都在關注如何讓這個國家更好，他夫人去世的那段日子，李先生很難過，在濱海灣散步，結果看到有垃圾，馬上打電話來問。他從機場回來，路過某一段路上，覺得有一棵樹有些異常，回來馬上讓我們找相關部門問，「是不是樹生病了？」我們一查，果然那棵樹出了一些問題。
問：陳主席您好，我看了您在2015年有一篇採訪報道，關於您當時去應徵常任秘書時，李光耀先生說您的中文不合格，但是最後您還是被錄取了。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當時的心得嗎？當時李先生問了什麼問題？
答
先是筆試，一共有5位候選人。我們5位就坐在一個會議室。我們有一大篇白紙，一支鉛筆。大家坐下來後，「各位先生，你們有一個小時來回答這五個問題。」做哪些不做哪些，我們就自己定，但是寫了以後，不能修改，他要看你是不是可以順順利地寫出來，要看你的思路。
五個問題中，現在我只記得兩個。第一個問題，那個時候是1994年，新加坡已經有了30年的開國經驗。一路來，我們的經濟發展好像一直順風車，未來30年，我們會有什麼問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問題，我記得是總理對於青年人的很多困擾，你有什麼建議可以給總理，怎麼解決這些年輕人的需要。
筆試後有兩人進入面試，我是其中之一。我一進去，李先生就說，「你不合格。」我心裡一驚，我不合格為什麼讓我進來。李先生接著說：「你在那個初中的時候，中文只有一個6。」6就是是剛剛及格，「你的中文這麼爛，你不能做我的私人秘書。」
我就說，「您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解釋一下。」
李先生說，「可以，你講。」
「我的母親是佛山中學的畢業生，我從3~4歲，我就看中文雜誌，每天都看。《早報》我6歲就開始看。」
「哦，是嗎？」
「我看《亞洲周刊》，每一期我都看。」
「是嗎？那為什麼你的成績這麼爛？」
「我是有兩個問題。第一，我的中文書寫不好，寫得很亂不好看。第二呢，真正的問題是，我是萊佛士學院的學生，萊佛士學院是新加坡最頂尖的學院。我們每一個考試都有一個競賽，誰可以最先離開那個考場是可以賺到零花錢的。那次的中文考試，我是第一位走出去的。考試是一個半小時，我10分鐘就走出去了。我們每個同學拿了一塊錢，10個同學，我一出門就得到了10塊錢。那個內容實在太容易了，我在10分鐘我就做完了。」
面試兩個星期後，我收到通知告訴我通過了。這次經歷也看到李先生更注重實際，面試的時候也在測試壓力下的應答。我想我可能是通過了他的測試。
文章來源：MPAM
作者：MPAM M16學員 李瑾潔
本文內容來自於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官方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