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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光耀身邊:一位首席秘書眼中的新加坡開國政策

2026/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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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關於新加坡發展的敘述中,我們習慣討論新加坡60年發展後的「結果」:高效的政府、整潔的城市、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是60年累積的結果,那麼當初的種子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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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主席陳慶鏻先生受顧清揚教授的邀請,來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與MPAM16班的同學們帶來了一場關於《新加坡開國政策》的主題分享,陳先生用親歷者的視角,給同學們詳細解答了這個更根本的問題:

一個曾經資源匱乏、前途未明的小國,是如何一步步被「建構」出來的?

作為曾長期在李光耀身邊工作的首席秘書,陳慶鏻不僅是這些政策的講述者,更是其形成過程的親歷者與見證者。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分享與交流中,他沒有停留在宏大的理論框架,而是通過一項項具體政策,還原了新加坡建國初期的數個核心制度選擇。

帶領新加坡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的

政策是什麼?

1990年10月3號,我們跟中國建交。我們是東協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這是李光耀先生一個特別的政策考慮。」陳慶鏻回憶,建交後三個月,中國中宣部派出訪問團來新加坡考察。「那個時候我在國防部做人力司長,就被選去接待中國的團隊,用中文向他們介紹新加坡的國民服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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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交流中,時任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向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提出一個問題:「新加坡這麼成功,請您告訴我,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政策是什麼?」經濟學家出身的吳副總理脫口而出的是:法制。

「完整的司法制度是最重要的。」他解釋說,這一制度並非一開始就建好了,而是一個逐步演進的過程。

在1965年獨立之初,新加坡急需解決的是信任問題。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新生國家,如何讓外部資本願意來投資?

一個看似「反直覺」的選擇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新加坡將英國樞密院作為最高上訴機構。這意味著,在形式上「讓渡部分司法終審權」,但在實質上,卻迅速建立了國際投資者對其法律體系的信任。他解釋,當時的邏輯非常直接: 「如果外國企業來新加坡投資過程中有商業糾紛,最後可以到英國的樞密院裁決,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保障。」

隨著國家能力的提升,新加坡逐步收回司法主權,並建立起國際仲裁中心、國際商事法院與調解機制。從「藉助外部權威建立信任」,到「自身成為規則的提供者」,這一過程,構成了新加坡法治體系的底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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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來自吳慶瑞的回答,在三十多年後回看,依然有力:一個國家的成功,首先取決於它是否能夠建立起一個可以被信任的制度體系。

另一個重要的選擇:語言政策中的「主動犧牲」

如果說「法制」是制度的底座,那麼語言政策,則是新加坡最深刻的一次社會選擇。陳慶鏻直言,這一選擇在當時「是一個很不容易的決定」。

「李光耀先生提出,新加坡75%是華人。如果我們用中文作為官方語言,會怎麼樣?第一,區域國家就很難跟我們交流,也很難吸引外國投資;第二,更重要的是,那些少數族裔馬來人、印度人會覺得,你們華人壓著我們。」正是在這樣的判斷之下,新加坡最終確立了多語並行、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的制度安排。

「所以我們就定了四個官方語言:中文、英文、馬來文、淡米爾文。國會可以用四種語言發言,但工作語言是英文。」談到這裡,他引用了一句來自家庭的觀察:「我的二姐是政治學教授,她說,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多數民族為了整體的平等主動『犧牲』自己語言優勢的情況。」

這個建國之初的決策,毫無疑問,成為新加坡如今獨特的優勢。這背後,其實是一種更深的原則:一個國家最艱難的決定,往往不是爭取利益,而是放下利益。

建立國家認同的政策:居者有其屋

如果說法治解決的是「國家如何被信任」的問題,而語言政策指向「多種族平等」的問題,那麼住房政策則回答了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公民為何願意與這個國家同命運共進退。

「居者有其屋」並不僅僅是一項住房政策。在陳慶鏻的講述中,這一理念源自李光耀的一個判斷:只有當人們擁有屬於自己的資產,他們才會真正關心國家的穩定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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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決戰後住房短缺,到通過組屋政策推動不同族群的融合,再到持續的「升級計劃」避免社區階層固化,這一政策逐步演變為一種制度性安排——它不僅提供居住空間,也在塑造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與國家認同。

一切發展的基礎:

建國初期的關鍵基礎政策《土地徵用法》

支撐住房政策得以實現的,是另一項更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土地徵用法》。1966年出台的這一法案,賦予政府在公共利益名義下徵用私人土地的權力,使國家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資源,用於公共住房與基礎設施建設。

陳慶鏻將其形象地稱為一種「羅賓漢式」的政策:將資源從少數人手中轉移,用於更廣泛的社會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制度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發展與利益結構變化,征地補償機制在2007年轉向更加市場化的定價方式,以回應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張力。

這體現出新加坡政策的一種重要特徵:在早期階段強調執行力與資源集中,而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引入制度修正。

建國之初的經濟政策:開放與創新

在經濟發展方面,陳慶鏻回顧了新加坡一系列高度針對性的制度設計。通過設立經濟發展局(EDB),政府不僅提供稅收減免,還以「共同投資」和「低息貸款」等方式直接參與產業發展,以此吸引外資進入製造業,創造就業機會。

與此同時,1968年建立的「亞洲美元市場」則是一項具有前瞻性的金融創新。這一機制允許在新加坡的銀行開展離岸美元業務,使新加坡迅速成為區域性的金融樞紐,並帶動了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業的發展。

這些政策的共同特點,是以開放和制度創新為手段,在全球體系中為國家尋找合適的位置。

透過陳主席的分享我們看到,新加坡的建國,並不是從「利益最大化」出發,而是從「如何建立一個可以長期運轉的秩序」出發。

法治,是為了信任

語言,是為了公平

住房,是為了凝聚

土地,是為了行動

經濟,是為了生存

而在這些制度背後,是一代人極強的現實判斷力,以及一種少見的克制——在關鍵時刻,願意放下短期利益,換取長期秩序。這或許才是一個國家最深層的「開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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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問與答精彩回顧

問:您在國防、外交、傳媒、交通及國有企業等多個關鍵崗位任職,在不同領域之間頻繁切換,如何建立足夠的判斷能力?

答

我的上司曾批評我,說你什麼都讀,但沒有深度。我在法國留學的時候,我的老師告訴我,你能進入這個體系,說明你已經具備了理解的能力,我們的目標是幫助你建立一個廣泛的知識結構。

等你真正進入工作,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些看似分散的知識,都會用得上。如果讓你設計一個機場,你會怎麼做?要看地形、要研究風向,因為跑道方向取決於風;要考慮供電系統;還要規劃商業空間,商場要多少店鋪?停車場要多大?你學了很多課,但真正的問題,不會按學科來出現。

問:您的姐姐曾是駐美大使、常駐聯合國代表,您的哥哥也是駐外大使,您自己也曾是外交部的副常任秘書,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裡面,我很好奇你們的互動是怎麼樣的?

答

我的二姐是新加坡第一批政治學的學生,我的哥哥是念哲學,在家裡里有不同的書籍。我的姐姐很好客,時常邀請不同的教授到我們家去吃飯。我記得我12歲的時候,我的姐姐先給我一本書,就是講述中國戰後怎麼樣解放人民,我看得津津有味。她說你對中國有沒有興趣?她又買了三本書給我,都是很資深的學術的書,關於中國的歷史三本,那個時候我14歲。當我15、16歲的時候,我的姐姐就問我:「你要不要學政治?我幫助你。」我說:「不,我要做工程師。」

所以我就是去法國念航空工程畢業回來。可是不知道什麼情況,我就被派到外交部,我成為我的姐姐和我的哥哥的老闆。借這個機會講一下怎麼看人。

我在內政部,做行政司的司長,是管理人力,也是管理財政。每年都是有一些年輕有為的畢業生會派到我們部門。有兩個人都是響噹噹的經濟系畢業生,怎麼判斷他們誰會成功呢?我有個上司說,「我告訴你,A會成功。」我問他,「你怎麼這麼厲害?他說:「A的他父母是開雜貨店的,買賣東西他從小就會。B的父母都是教員,不會賺錢。」最近我跟他吃飯,「你的猜測準確度很高。那個雜貨店的兒子,他做了SBM 的CEO,做新加坡的高科技晶片,他做了整個集團的總裁。那個教書的兒子呢,他做了牧師。」所以有時候家庭背景的確比較重要。

問:在李先生身邊的日子,什麼對您影響最大?

答

李先生的要求很高,他說「你可以犯一次錯誤,因為那是無知。但如果同樣的錯誤犯第二次,就不能接受。」與李光耀先生討論問題時,你只提出一個問題,他會追問十個問題。

李先生非常理性,但是他對國家的熱愛又非常感性。他全部的身心都在關注如何讓這個國家更好,他夫人去世的那段日子,李先生很難過,在濱海灣散步,結果看到有垃圾,馬上打電話來問。他從機場回來,路過某一段路上,覺得有一棵樹有些異常,回來馬上讓我們找相關部門問,「是不是樹生病了?」我們一查,果然那棵樹出了一些問題。

問:陳主席您好,我看了您在2015年有一篇採訪報道,關於您當時去應徵常任秘書時,李光耀先生說您的中文不合格,但是最後您還是被錄取了。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當時的心得嗎?當時李先生問了什麼問題?

答

先是筆試,一共有5位候選人。我們5位就坐在一個會議室。我們有一大篇白紙,一支鉛筆。大家坐下來後,「各位先生,你們有一個小時來回答這五個問題。」做哪些不做哪些,我們就自己定,但是寫了以後,不能修改,他要看你是不是可以順順利地寫出來,要看你的思路。

五個問題中,現在我只記得兩個。第一個問題,那個時候是1994年,新加坡已經有了30年的開國經驗。一路來,我們的經濟發展好像一直順風車,未來30年,我們會有什麼問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問題,我記得是總理對於青年人的很多困擾,你有什麼建議可以給總理,怎麼解決這些年輕人的需要。

筆試後有兩人進入面試,我是其中之一。我一進去,李先生就說,「你不合格。」我心裡一驚,我不合格為什麼讓我進來。李先生接著說:「你在那個初中的時候,中文只有一個6。」6就是是剛剛及格,「你的中文這麼爛,你不能做我的私人秘書。」

我就說,「您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解釋一下。」

李先生說,「可以,你講。」

「我的母親是佛山中學的畢業生,我從3~4歲,我就看中文雜誌,每天都看。《早報》我6歲就開始看。」

「哦,是嗎?」

「我看《亞洲周刊》,每一期我都看。」

「是嗎?那為什麼你的成績這麼爛?」

「我是有兩個問題。第一,我的中文書寫不好,寫得很亂不好看。第二呢,真正的問題是,我是萊佛士學院的學生,萊佛士學院是新加坡最頂尖的學院。我們每一個考試都有一個競賽,誰可以最先離開那個考場是可以賺到零花錢的。那次的中文考試,我是第一位走出去的。考試是一個半小時,我10分鐘就走出去了。我們每個同學拿了一塊錢,10個同學,我一出門就得到了10塊錢。那個內容實在太容易了,我在10分鐘我就做完了。」

面試兩個星期後,我收到通知告訴我通過了。這次經歷也看到李先生更注重實際,面試的時候也在測試壓力下的應答。我想我可能是通過了他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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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MPAM

作者:MPAM M16學員 李瑾潔

本文內容來自於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官方機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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