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关于新加坡发展的叙述中，我们习惯讨论新加坡60年发展后的“结果”：高效的政府、整洁的城市、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60年累积的结果，那么当初的种子是什么？
近日，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主席陈庆鏻先生受顾清扬教授的邀请，来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与MPAM16班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关于《新加坡开国政策》的主题分享，陈先生用亲历者的视角，给同学们详细解答了这个更根本的问题：
一个曾经资源匮乏、前途未明的小国，是如何一步步被“建构”出来的？
作为曾长期在李光耀身边工作的首席秘书，陈庆鏻不仅是这些政策的讲述者，更是其形成过程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分享与交流中，他没有停留在宏大的理论框架，而是通过一项项具体政策，还原了新加坡建国初期的数个核心制度选择。
带领新加坡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的
政策是什么？
1990年10月3号，我们跟中国建交。我们是东盟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这是李光耀先生一个特别的政策考虑。”陈庆鏻回忆，建交后三个月，中国中宣部派出访问团来新加坡考察。“那个时候我在国防部做人力司长，就被选去接待中国的团队，用中文向他们介绍新加坡的国民服役政策。”
在一次交流中，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向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提出一个问题：“新加坡这么成功，请您告诉我，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是什么？”经济学家出身的吴副总理脱口而出的是：法制。
“完整的司法制度是最重要的。”他解释说，这一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建好了，而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在1965年独立之初，新加坡急需解决的是信任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新生国家，如何让外部资本愿意来投资？
一个看似“反直觉”的选择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加坡将英国枢密院作为最高上诉机构。这意味着，在形式上“让渡部分司法终审权”，但在实质上，却迅速建立了国际投资者对其法律体系的信任。他解释，当时的逻辑非常直接： “如果外国企业来新加坡投资过程中有商业纠纷，最后可以到英国的枢密院裁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障。”
随着国家能力的提升，新加坡逐步收回司法主权，并建立起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事法院与调解机制。从“借助外部权威建立信任”，到“自身成为规则的提供者”，这一过程，构成了新加坡法治体系的底层逻辑。
那句来自吴庆瑞的回答，在三十多年后回看，依然有力：一个国家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建立起一个可以被信任的制度体系。
另一个重要的选择：语言政策中的“主动牺牲”
如果说“法制”是制度的底座，那么语言政策，则是新加坡最深刻的一次社会选择。陈庆鏻直言，这一选择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
“李光耀先生提出，新加坡75%是华人。如果我们用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会怎么样？第一，区域国家就很难跟我们交流，也很难吸引外国投资；第二，更重要的是，那些少数族裔马来人、印度人会觉得，你们华人压着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判断之下，新加坡最终确立了多语并行、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制度安排。
“所以我们就定了四个官方语言：中文、英文、马来文、淡米尔文。国会可以用四种语言发言，但工作语言是英文。”谈到这里，他引用了一句来自家庭的观察：“我的二姐是政治学教授，她说，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多数民族为了整体的平等主动‘牺牲’自己语言优势的情况。”
这个建国之初的决策，毫无疑问，成为新加坡如今独特的优势。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更深的原则：一个国家最艰难的决定，往往不是争取利益，而是放下利益。
建立国家认同的政策：居者有其屋
如果说法治解决的是“国家如何被信任”的问题，而语言政策指向“多种族平等”的问题，那么住房政策则回答了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公民为何愿意与这个国家同命运共进退。
“居者有其屋”并不仅仅是一项住房政策。在陈庆鏻的讲述中，这一理念源自李光耀的一个判断：只有当人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资产，他们才会真正关心国家的稳定与未来。
从解决战后住房短缺，到通过组屋政策推动不同族群的融合，再到持续的“升级计划”避免社区阶层固化，这一政策逐步演变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它不仅提供居住空间，也在塑造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国家认同。
一切发展的基础：
建国初期的关键基础政策《土地征用法》
支撑住房政策得以实现的，是另一项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土地征用法》。1966年出台的这一法案，赋予政府在公共利益名义下征用私人土地的权力，使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资源，用于公共住房与基础设施建设。
陈庆鏻将其形象地称为一种“罗宾汉式”的政策：将资源从少数人手中转移，用于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制度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发展与利益结构变化，征地补偿机制在2007年转向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以回应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张力。
这体现出新加坡政策的一种重要特征：在早期阶段强调执行力与资源集中，而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引入制度修正。
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开放与创新
在经济发展方面，陈庆鏻回顾了新加坡一系列高度针对性的制度设计。通过设立经济发展局（EDB），政府不仅提供税收减免，还以“共同投资”和“低息贷款”等方式直接参与产业发展，以此吸引外资进入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1968年建立的“亚洲美元市场”则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金融创新。这一机制允许在新加坡的银行开展离岸美元业务，使新加坡迅速成为区域性的金融枢纽，并带动了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业的发展。
这些政策的共同特点，是以开放和制度创新为手段，在全球体系中为国家寻找合适的位置。
透过陈主席的分享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建国，并不是从“利益最大化”出发，而是从“如何建立一个可以长期运转的秩序”出发。
法治，是为了信任
语言，是为了公平
住房，是为了凝聚
土地，是为了行动
经济，是为了生存
而在这些制度背后，是一代人极强的现实判断力，以及一种少见的克制——在关键时刻，愿意放下短期利益，换取长期秩序。这或许才是一个国家最深层的“开国能力”。
现场问与答精彩回顾
问：您在国防、外交、传媒、交通及国有企业等多个关键岗位任职，在不同领域之间频繁切换，如何建立足够的判断能力？
答
我的上司曾批评我，说你什么都读，但没有深度。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你能进入这个体系，说明你已经具备了理解的能力，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你建立一个广泛的知识结构。
等你真正进入工作，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看似分散的知识，都会用得上。如果让你设计一个机场，你会怎么做？要看地形、要研究风向，因为跑道方向取决于风；要考虑供电系统；还要规划商业空间，商场要多少店铺？停车场要多大？你学了很多课，但真正的问题，不会按学科来出现。
问：您的姐姐曾是驻美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您的哥哥也是驻外大使，您自己也曾是外交部的副常任秘书，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我很好奇你们的互动是怎么样的？
答
我的二姐是新加坡第一批政治学的学生，我的哥哥是念哲学，在家里里有不同的书籍。我的姐姐很好客，时常邀请不同的教授到我们家去吃饭。我记得我12岁的时候，我的姐姐先给我一本书，就是讲述中国战后怎么样解放人民，我看得津津有味。她说你对中国有没有兴趣？她又买了三本书给我，都是很资深的学术的书，关于中国的历史三本，那个时候我14岁。当我15、16岁的时候，我的姐姐就问我：“你要不要学政治？我帮助你。”我说：“不，我要做工程师。”
所以我就是去法国念航空工程毕业回来。可是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被派到外交部，我成为我的姐姐和我的哥哥的老板。借这个机会讲一下怎么看人。
我在内政部，做行政司的司长，是管理人力，也是管理财政。每年都是有一些年轻有为的毕业生会派到我们部门。有两个人都是响当当的经济系毕业生，怎么判断他们谁会成功呢？我有个上司说，“我告诉你，A会成功。”我问他，“你怎么这么厉害？他说：“A的他父母是开杂货店的，买卖东西他从小就会。B的父母都是教员，不会赚钱。”最近我跟他吃饭，“你的猜测准确度很高。那个杂货店的儿子，他做了SBM 的CEO，做新加坡的高科技芯片，他做了整个集团的总裁。那个教书的儿子呢，他做了牧师。”所以有时候家庭背景的确比较重要。
问：在李先生身边的日子，什么对您影响最大？
答
李先生的要求很高，他说“你可以犯一次错误，因为那是无知。但如果同样的错误犯第二次，就不能接受。”与李光耀先生讨论问题时，你只提出一个问题，他会追问十个问题。
李先生非常理性，但是他对国家的热爱又非常感性。他全部的身心都在关注如何让这个国家更好，他夫人去世的那段日子，李先生很难过，在滨海湾散步，结果看到有垃圾，马上打电话来问。他从机场回来，路过某一段路上，觉得有一棵树有些异常，回来马上让我们找相关部门问，“是不是树生病了？”我们一查，果然那棵树出了一些问题。
问：陈主席您好，我看了您在2015年有一篇采访报道，关于您当时去应征常任秘书时，李光耀先生说您的中文不合格，但是最后您还是被录取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的心得吗？当时李先生问了什么问题？
答
先是笔试，一共有5位候选人。我们5位就坐在一个会议室。我们有一大篇白纸，一支铅笔。大家坐下来后，“各位先生，你们有一个小时来回答这五个问题。”做哪些不做哪些，我们就自己定，但是写了以后，不能修改，他要看你是不是可以顺顺利地写出来，要看你的思路。
五个问题中，现在我只记得两个。第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是1994年，新加坡已经有了30年的开国经验。一路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好像一直顺风车，未来30年，我们会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我记得是总理对于青年人的很多困扰，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总理，怎么解决这些年轻人的需要。
笔试后有两人进入面试，我是其中之一。我一进去，李先生就说，“你不合格。”我心里一惊，我不合格为什么让我进来。李先生接着说：“你在那个初中的时候，中文只有一个6。”6就是是刚刚及格，“你的中文这么烂，你不能做我的私人秘书。”
我就说，“您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解释一下。”
李先生说，“可以，你讲。”
“我的母亲是佛山中学的毕业生，我从3~4岁，我就看中文杂志，每天都看。《早报》我6岁就开始看。”
“哦，是吗？”
“我看《亚洲周刊》，每一期我都看。”
“是吗？那为什么你的成绩这么烂？”
“我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我的中文书写不好，写得很乱不好看。第二呢，真正的问题是，我是莱佛士学院的学生，莱佛士学院是新加坡最顶尖的学院。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竞赛，谁可以最先离开那个考场是可以赚到零花钱的。那次的中文考试，我是第一位走出去的。考试是一个半小时，我10分钟就走出去了。我们每个同学拿了一块钱，10个同学，我一出门就得到了10块钱。那个内容实在太容易了，我在10分钟我就做完了。”
面试两个星期后，我收到通知告诉我通过了。这次经历也看到李先生更注重实际，面试的时候也在测试压力下的应答。我想我可能是通过了他的测试。
文章来源：MPAM
作者：MPAM M16学员 李瑾洁
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官方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