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
劉津瑞，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助理，博士研究生
導語
數字經濟發展是今年11月東南亞地區舉辦的東協峰會、二十國集團峰會和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談三大峰會上的熱門議題，體現出東協國家對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視。在東協國家中，新加坡憑藉其深厚數位技術基礎、政府的長期規劃和積極的國際合作參與，走在全球數字經濟轉型的前列。對於新加坡來說，數字經濟成為其新冠疫情後加強國家韌性的重要途徑。但是，在後疫情時代，新加坡的數字經濟發展仍面臨著其內部和外部的雙重挑戰。如何深化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以及減輕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赤字所帶來的消極影響是新加坡在後疫情時代必須考慮的問題。
01 技術基礎、長期規劃和國際合作將創造新機遇
技術基礎、長期規劃和國際合作將繼續為後疫情時代新加坡數字經濟發展創造機遇。根據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和二十國集團對數字經濟的定義，數字經濟指數字行業和非數字行業的數字崗位所進行的廣泛經濟活動。新加坡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為這些經濟活動的開展創造機遇。以5G通信普及率為例，2022年7月新加坡電信（Singtel）宣布新加坡的5G覆蓋率已達到95%。同時，新加坡在數位技術研究領域也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優勢。新加坡的兩所旗艦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在網際網路、物聯網、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區塊鏈、大數據等前沿數位技術研究領域已取得全球領先地位，並為新加坡企業輸送了大量數字經濟技術人才。另外，由於新加坡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投資環境，大量數字巨頭選擇新加坡作為技術投資目的地。根據阿爾法貝塔集團（AlphaBeta）2021年底發布的《新加坡數字潛力報告》，全球收入前100的技術公司中的80家已在新加坡進行投資。例如，線上支付服務巨頭Paypal選擇將其國際總部設在新加坡，負責除美國外的全球事務。谷歌在新加坡投資6.75億新元創建為東南亞地區服務的數據中心。阿里巴巴集團已為其在新加坡的線上商務平台注入了40億美元的投資。
這些國際數字巨頭投資為新加坡的數字經濟發展帶來機遇。 新加坡政府的長期而有前瞻性的規劃和投資也將進行在新加坡數字經濟發展中將繼續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早在2006年，新加坡政府推出「智能城市2015」發展藍圖布局數字經濟發展，同時，通過設立「交互電子媒體戰略研究項目」對數字經濟研究進行投資。2014年，新加坡政府將「智能城市2015」升級為「智慧國家2025」藍圖，旨在將自身發展為智慧國家。相比於「智能城市2015」中對智能機器作用的重視，「智慧國家2025」更強調以數據共享的方式，發揮公民的主觀能動性，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為配合「智慧國家2025」藍圖，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在多領域實施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在2018年推出「服務與數字經濟藍圖」計劃，重點提升新加坡服務業的數字化轉型。2020年，新加坡推出「全國人工智慧策略」，通過在交通物流、智能城市、醫療保健、教育和安全五大領域運用人工智慧技術，推動經濟數字化轉型。同年，隸屬新加坡總理辦公室的國家科研基金會在其出台的《科研、創新和企業2025》計劃中將「智慧國家和數字經濟」列為四大重點資助領域之一。 新加坡對國際數字經濟合作尤其是《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的積極推動也將有助於本國電子商務等數字經濟模式的發展壯大。DEPA是新加坡近年來加強與各國間數字經濟聯通的重要途徑。2020年以來，新加坡已與智利、紐西蘭、澳大利亞、韓國和英國簽署了DEPA。
DEPA的簽署將促進新加坡企業的海外貿易電子化，使跨境貿易程序更便捷的同時強化數據安全。例如，新加坡與紐西蘭簽署的DEPA使雙方交換動物產品的電子證書，以縮短肉類食品等動物產品的通關時間和成本，也有助於緩解疫情防控所造成的新加坡動物產品供應短缺。新加坡與韓國簽署的DEPA將有助於雙方為跨境商務數據傳輸設置規則，從而保護客戶的個人信息。目前，新加坡正在和中國和加拿大開展DEPA雙邊談判。隨著新冠疫情下亞太地區數字經濟合作需求的增多，可以預見，新的中新、新加DEPA的簽署將促進新加坡跨境電商的持續壯大。
02 中小企業數位技術應用能力低和國際治理碎片化將帶來新挑戰
然而，在後疫情時代，新加坡的數字經濟仍然面臨內部和外部的雙重挑戰。內部挑戰主要是新加坡中小企業對前沿數位技術有限的應用能力。阿爾法貝塔集團發布的《新加坡數字潛力報告》顯示，雖然新加坡的多數企業都連接了網際網路，但對諸如物聯網等前沿技術的應用率仍然很低。中小企業在應用高新技術時仍面臨著巨大挑戰。谷歌公司的調查顯示，新加坡中小企業平均使用1.9個數字平台工具（例如電子支付和電子商務）或前沿數字工具（例如物聯網和人工智慧），低於大企業平均使用的2.6個。
另外，新加坡企業員工缺乏能滿足市場需求的數位技術能力。雖然新加坡企業員工總體上都有一定的軟體使用能力，但新冠疫情下企業需要更多員工運用數位技術，這導致就業市場缺口增大。根據南洋理工大學學習中心在疫情爆發6個月後所做的一份調查，93%的企業僱主感到他們的員工缺少必要的數據技能。由於新加坡民眾數字性消費習慣的形成，未來市場對數位技術人才的需要缺口將繼續存在，也將對中小企業發展形成考驗。
新加坡數字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外部挑戰則是數字治理的國際機制碎片化。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曼谷舉行的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上表示：「新冠疫情加速了數字化，但相應的國際規則落後了」。目前，全球數字治理治理體現出碎片化的特點，各國都在試圖通過立法確立在跨境數據流通規則的主導地位。例如歐盟發布《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和美國出台《澄清境外數據的合法使用法案》（CLOUD）。
由於缺乏統一的數據流通規則，新加坡對外數字經濟合作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法律法規限制。雖然新加坡在努力通過DEPA談判與特定國家就跨境數據傳輸達成共識，但關於數字治理的多邊協定仍是新加坡更希望看到的。李顯龍在APEC會議上強調「我希望更多APEC經濟體加入我們，或一同達成一項新協定」。
總體來看，新加坡數字經濟發展的機遇仍大於挑戰。後疫情時代，新加坡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將會為整個東協地區的數字轉型提供榜樣。作為東協的「軟領導者」，新加坡也將繼續帶動整個地區的對外數字合作。新加坡在推動東協對外數字合作上具有歷史經驗。2018年3月，新加坡成功參與推進《東協-澳大利亞數字貿易框架協議》的簽訂。李顯龍在APEC會議上對全球數字治理的呼籲也預示著新加坡將繼續推進東協的對外數字經濟合作。同時，中新數字經濟合作的深化也值得期待。2018年11月，中國與新加坡所簽署的《自由貿易升級協定書》將電子商務作為新增合作領域。在今年APEC領導人會議上，中新兩國領導人重申了建立更緊密的兩國關係的願景，為中新DEPA談判提供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