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管理學校長江莉莉教授在一篇評論文章評論中重新思考了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必要性，並為新加坡和該地區制定了影響力議程，而不是與其他大學的成就進行比較。她呼籲高等教育機構開始關注能該為該地區產生影響的研究和夥伴關係。以下為文章詳情：
在國際舞台上，新加坡一直是一名「優等生」。在整個國家的發展歷程中，從各國汲取靈感、知識，向各領域的佼佼者汲取智慧。新加坡的務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我們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下的適應和發展能力。
在獨立初期，新加坡向以色列和瑞士等國學習，借鑑他們的經驗來制定公共政策，特別是在國防和其他關鍵領域。在建設世界著名的樟宜機場時，我們研究和學習了世界各地的優秀案例。在每一個實例中，收集了寶貴的見解，借鑑他人的優勢，同時完善自身系統以規避潛在的缺陷。同樣，新加坡的高等教育體系也從多種教育模式中汲取靈感。英國在單一學科上的深度學習傳統長期以來是我們培養大學專業的主要方式。同時還學習了德國的職業教育體系，強調實踐技能和行業相關性。日本致力於卓越的工程教育，為培養技術專長提供了靈感。美國的文科教育則展現了廣泛學習和批判性思維的價值。
然而，新加坡的歷史演變、地理條件和社會背景要求我們超越模仿。如果我們想要在塑造國家和區域的發展軌跡以及成果方面發揮出針對性的作用，那麼現在必須培養更具特色的機構特性和方法。
對新加坡和該地區的影響力議程
雖然與牛津、劍橋和哈佛的神聖殿堂相比，新加坡的大學還很年輕，但在亞洲和全球都獲得了重要的認可。這也充分說明了新加坡的大學懂得如何學會在其他地方設定的條件下進行競爭，這可以通過在國際上「最佳」期刊發表的研究來證明，這些期刊幾乎都是在英語世界，用英語撰寫，通常由「西方」世界的主要出版商和編輯控制。這些都是衡量「成功」和「聲譽」的標準。
儘管在「全球舞台（通常指以英語為母語的世界，儘管全球約有75%的人口不會說英語）」上的競爭很重要，但我們還是需要抵制從眾和模仿心態。也許現在是時候放棄將基準測試作為與其他大學相比較的唯一衡量標準，迎合世界其他地區的學術、知識或政策受眾似乎達不到當地大學的追求標準。
與其競相討論其他地方設定的議程，不如使用與其他地方相關的概念和想法，但是由於歷史和社會的不同，我們的使命應該重新轉向為該區域的緊迫問題提出觀點和解決辦法。儘管存在一些全球性挑戰，但現在是時候思考對我們國家和地區來說什麼才是重要的。
首先是關於重要的研究。作為一個赤道國家，我們自然會把精力集中在與我們的氣候和環境相關的主題上。將資源投入到防治登革熱或緩解城市熱島挑戰等領域，將對為我們的研究提供資金支持人士的社會福祉產生積極影響。考慮到我們的生存條件，研究島嶼生態系統和城市生態系統也是直觀和迫在眉睫的。了解當地文化以及它們如何影響對政策、技術和通信的行為反應，這可能會挽救生命並影響生計。以政策報告、白皮書、立場文件、展覽、社區研討會、公共講座、資源手冊、培訓材料等形式產生的研究成果，對於參與決策和實踐的地方和區域社區來說，它們和同類的出版物一樣重要，甚至可能更有影響力。然而，在許多「全球」比較中，它們卻毫無價值。
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的出版物也不被認可，即使它們更有可能在當地和地區社區產生影響。改變現有霸權的挑戰在於，成就的可移植性受到其他地方對成功定義的限制。
在教育方面，解決轉型經濟中的技能差距、在下一代之間建立聯繫、提高和重新培訓勞動力的技能，這些都需要對當地和區域經濟擁有敏感度，以便大學提供有針對性的貢獻。當然，這並不排斥全人(whole-person)培養，也不排斥一般技能的發展。但是，影響力議程需要適合國家和區域需要的方案、教學方法和優先事項，並需要以具有背景意義的方式提供資源和評估。
即使在國家體系內，重要的是要維護各機構之間的多樣性，而不是所有機構都被單一的成功衡量標準所吸引。在新加坡，這七所大學都體現了優勢、方法、優先事項和需要培養的專業領域。使用相同的成功指標迫使大學表現得更像彼此，而多樣化的課程和方法實際上增強了國家高等教育的整體生態系統和活力。這些共同的貢獻使整個系統更加強大。
建立夥伴關係 發揮多種優勢
在尋求一條具有相關性和影響力的道路時，避免那種讓所有人趨同的競爭是有好處的。更有價值的是利用不同優勢的合作，從而放大集體影響。大學之間和大學與產業的合作可以注入更多活力，產生重大影響。
在一個迫切需要將知識轉化為解決現實問題的可行解決方案世界中，夥伴關係是一個很好的創新跳板。「Create4Good挑戰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新加坡管理大學(SMU)和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UTD)於2015年至2020年聯合舉辦的一項社會活動。該活動促進了兩所大學的學生之間的合作，鼓勵他們在創業和技術方面發揮優勢，創造智能和可持續的解決方案，解決緊迫的社會需求。其中獲勝的創新方案包括支持殘疾人及其護理人員的科技初創企業，以及廢物升級回收等清潔技術解決方案。
除此之外，可以採取更多措施擴大此類社會影響，例如大學可以與當地社區建立更多的夥伴關係來設計可持續的城市規劃解決方案。我們可以通過傳授城市園藝、節能和廢物管理方面的技能和知識，共同建設能力。這些努力將使居民對環境擁有更大的自主權，並為可持續發展議程作出貢獻。
合作還應超越學術界，涵蓋工業界，重點解決企業、政府和社會面臨的挑戰。戴爾科技與新加坡管理大學(SMU)、新加坡理工大學(SIT)、義安理工學院(NP)和新加坡理工學院(SP)在2021的合作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共同開發設計與新加坡相關的新興技術課程，如雲計算、數據分析、物聯網和數字城市管理。
此外，我們絕不能忽視跨地域合作的價值。我們的鄰國擁有多樣化的文化、繁榮的創業生態系統和尚未開發的夥伴關係前景。大學則有機會加深我們對東南亞國家所面臨挑戰、其多樣化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治理結構的理解。通過培養更密切的關係、建立信任和促進交流，我們可以在整個東南亞釋放增長和發展的機會。
新加坡通過有效的治理和基於證據的政策制定來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能力，使我們在亞洲共同的政策挑戰研究中處於有利地位。同時，大學的研究工作可以針對氣候變化緩解、災害恢復能力和公共衛生管理等問題，最終為政府或區域組織提供政策建議。
保持領先地位
為了產生積極影響，我們的高等教育機構應該制定一條與實際情況相關的道路。這可能意味著，有時需要重新審視所謂的「優秀」。例如，引入在其他環境中發展的理論和概念可能會確保發表在一流期刊上，但如果沒有適當的調整，它們很可能會對國家和地區經驗產生不恰當的解釋。從功能上說，如果不考慮經濟需求、文化差異和學習風格，而採用不同學習環境下的課程和教學方法，將有畢業生失業和產生文化衝突的風險。
我們有責任對提出的主張進行更根本的審視，挑戰現有的範式，規劃我們的道路，尊重其他傳統和經驗，同時保持我們的傳統和經驗，而不是依賴其他背景下的其他機構的路徑作為制度發展的模式。
註：本文原文轉載於SMU NEWS官網
